事件源于一只MP3

廉署竟然成了警方的执法对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一直追溯到廉署在2008年处理的一宗案件。

在当年那起案件中，廉署的污点证人张青浩原本准备上庭指证被告人，但由于失去了特赦机会，他临时反悔了与廉署的约定并拒绝作供。廉署随即取消了他的污点证人身份，并追加其4条诈骗罪名。

今年6月，张青浩案开审，张的律师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份长达6小时的录音。录音内容包括张青浩当年和廉署人员的两次谈话，其中涉及的3名廉署人员涉嫌诱导张青浩在法庭上作供，而这种行为恰恰是妨碍司法公正的不法行为。

原来，张青浩当年为求自保，便在与廉署人员谈话过程中悄悄使用了一部MP3进行录音。按照惯例，作为污点证人的张青浩，廉署人员不会在与其谈话中对他搜身。最终，这起由一只MP3引发的“案中案”被交由警方处理，于是在确认录音没有被做过手脚后，便发生了警员到廉署搜证、抓人的事。

反贪斗争露尴尬

虽然3名被警方从廉署总部带走的廉署人员，次日即全部获准保释候查，但廉署内部却对这几位同僚的命运不乐观。办案过程中的纰漏被污点证人偷偷掌握证据并最终“反咬一口”，这在过去是绝不可能的事情。对比今昔，令人感叹反贪案件的侦破困境日趋严峻。

对于这种难言之隐，有廉署执法人员表示，上世纪70年代廉署成立之初，查案时在器材方面掌握着明显优势，不可能有污点证人偷录之事。时至今日，随着科技的发达，各种电子、数码产品普及度越来越高，任何市民都可以随意拥有集拍照、录音功能于一身的便携设备。因此，近年来不止是廉署，就连特区政府的入境事务处和警队自身，都同样经常遭遇偷拍、录音，乃至被本来的执法对象“反咬一口”的事件。

另一方面，从廉署成立之初到现在，香港的法律制度也在不断“与时俱进”。出于保护人权、隐私等目的，日益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查案过程透明化的要求也日趋苛刻。“办案过程完全公开，就等于让犯罪分子熟悉我们的查案方式。第一次抓他时，我们还有优势，但第二次、第三次，这种优势就不存在了。”一名廉署成员感慨道。

一名在廉署工作30年、不久前刚刚退休的廉署前总调查主任说，警方调查刑事案件一般只涉及行贿、受贿或某些经济类犯罪，在物证少或不足的情况下，人证成为关键，所以廉署有时必须对次要犯罪人实施特赦，才能达到将首犯绳之以法的目的。换言之，廉署能否成功起诉首恶，往往全靠污点证人的配合。而按惯例，在案件正式开审前，廉署调查员都会与污点证人会面，帮助证人为上庭作供做好各种准备。因为污点证人不是“疑犯”，调查员不会对其搜身，所以就算对方要偷录，廉署方面也完全无计可施。

打击、预防贪污和经济类犯罪，与查处一般刑事案件有很大不同，由于被调查对象往往具有反侦查经验，廉署的困境恰恰在于，如果要等到证据充足时才出手，就很可能错失了良机；但如果在证据不充足的情况下出手，万一最后不能定罪，办案程序很可能遭到社会舆论的诸多非议，甚至像张青浩案一样，廉署自身反成了触法一方。

如何看待“警廉冲突”

正因为廉署最初的治贪矛头直指曾经整体贪污成性的香港警队，所以警队与廉署间的矛盾久已有之。当这次警察“破天荒”地反过来对廉署进行执法时，不少人习惯性地从“警廉冲突”的角度来分析这一事件。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香港警队早已不是“硕鼠”横行的年代，也不是当年集体腐化的“有牌烂仔”。根据国际反贪污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的评估，2010年香港特区政府的清廉指数为8.4分，是全球最清廉的政府之一。香港警队也通过多年努力，在市民心中塑造起可与廉署媲美的公正、廉洁形象。

从制度层面看，廉署和警队之间早已就“相互低调”的调查原则达成共识。所谓“相互低调”，就是说廉署和警队可以互相调查对方人员的涉嫌不法行为，但是要保持低调，以免在罪证确凿前就败坏对方声誉、破坏对方的社会威信。此外，警队和廉署还有4个定期联络会议，也是双方在制度层面建立、巩固互信的有效渠道。

纵观此次事件，警队到廉署执法完全依照正常手续办案，在实施执法前，警队提前通知了廉署高层，也并未对媒体大肆张扬。因此，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少光表示，警方没有背离“相互低调”原则。只是由于香港资讯发达，媒体得知消息后立刻广泛报道，才使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如何理性看待廉署成立36年来头一遭成为警方执法对象，其实只要回归到对事件具体情况的思考，就必须承认，事件与所谓的“警廉冲突”并无太大关系。归根结底在于，廉署一直以来的办案方法已与香港社会的发展需求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是情、理、法之间的矛盾，是“追求结果正义”与“追求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是深入、持久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与更加注重保护人权、隐私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与其说是暴露了香港现存的问题，不如说是透露了香港将要解决的问题。有理由相信，通过这一“历史性”的“被执法”遭遇，廉署将探索如何改进自身的办案方法，逐渐摸索出更完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反贪战法。

来源：人民网 编辑：冯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