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挣钱少，风险高

一些公立医院取消产科，不少二级医院只设妇科，不开产科

“孕妇‘建档难’，与龙年扎堆生子不无关系。”北京医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硕认为，中国人有深厚的“属相”情结，继2007年“金猪宝宝”热之后，在被视为吉祥好运的龙年“天时”， 2012年“龙宝宝”热正在升温。而每波婴儿潮都加剧医疗资源的紧张。

据介绍，北京市66家三甲医院中，除了北京妇产医院和海淀区妇幼保健院有200张左右产床外，多数医院产床数只有二三十张，远低于孕产妇的需求量。医疗资源配置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产科利润少、风险高。

目前，北京市公立医院顺产住院1—2天，各项费用累计4000元；剖腹产住院5—6天，药费、床位费、治疗费等加在一起，约需6000多元。医保为前者支付1900元，为后者支付3900元，并对手术用药、器械使用等有较多限制，导致产科利润薄、挣钱少。

然而，这个“挣钱少”的科室却是医患纠纷的重灾区。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半年来受理的申请中，妇产科医疗纠纷居首。“产科医疗纠纷多，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于松分析，一方面因为孕产妇是健康人，一旦在孕育、生产过程中出现偏差，心理上不易接受；另一方面因为分娩本身是一个复杂过程，具有诸多不确定性。

一位孕妇曾在北京同仁医院诊断出脑垂体瘤。遇到这类患者，北京妇产医院会建议她们去有治疗疾病条件的医院建档生育，因为孕期脑垂体瘤会体积增大，分娩时可能有危险发生。这位孕妇想在北京妇产医院生产，于是对该院隐瞒病史。接生那一天，她被排在第三个。因等候手术空腹时间过长，出现低血糖等症状，脑垂体瘤病发，最后成了植物人。孩子在医院养到2岁多，官司才了结。

由于收入低、风险大、工作累，越来越多的医学毕业生不愿意干产科。近年来，日本出现妇产科人力荒，多家医学中心甚至招不到该科住院医师。当下，我国产科医生匮乏问题尚不突出，但是产科缩减现象却是不争事实。一些公立医院如北京市大兴区中医院等陆续取消产科，许多二级医院只设妇科，不开产科。

与此同时，我国正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处于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每年增加约200万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认为，这种生育小高峰与龙年婴儿潮“双峰叠加”，也助推了孕妇“建档难”。

３

饥的饥，饱的饱

专家建议，大医院只接收疑难重症孕产妇，无高危因素者在一二级医院建档分娩

为缓解孕妇挂号难问题，北京许多三级医院已将孕妇的建档时间从原来的12—16周，提前到7—8周，只要B超能见到胎心、胎压，就立刻给孕妇建档，避免其为了建档重复挂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还开辟“绿色通道”，对持有“高危转诊单”的孕妇，当日加号，当日就诊。

“其实，如同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是找好工作难一样，孕妇挂号难一定程度上也是去大医院挂号难。”许硕指出，面对数量庞大的孕产妇队伍，大医院“吃不了”，小医院“吃不饱”。

据北京市卫生局统计，该市三级医院产科的床位超负荷运转，使用率平均达110%，而二级医院的产床使用率为60%至80%，如丰台区妇幼保健院、大兴区妇幼保健院床位目前仍有空余。

“作为北京市危重症孕产妇抢救中心和产前诊断中心，北京妇产医院的专家们应该接诊的是高危、疑难重症孕产妇，而现实状况是高危者只占六成左右。”于松说，专家们被大量不需要看专家号者包围，三五分钟看一个，既浪费了专家的优质资源，也易发生高危情况漏诊。事实上，无高危因素的孕产妇完全可以在一二级医院建档分娩。

据介绍，孕妇在怀孕过程中的定期产检比较简单，通常是测血压、血糖，测量子宫的高度、腹围，看孩子生长速度，检查是否贫血，检测肝肾功能问题，做超声等。不管是从硬件还是技术水平上，目前北京市130多家有资格做产检和助产的机构，都能满足健康孕产妇的需求。一旦孕妇发生严重并发症，可以及时转到大医院。

“实行分级转诊才是治本之策。”于松认为，当务之急是探索引导孕产妇合理分流的有效途径。

于松和她的团队设计了一个《高危妊娠项目管理》。按照该制度，北京妇产医院将旗下16家业务归其指导的北京二级妇幼保健院纳入一个服务网，信息共享。孕妇去其中任何一家医疗机构建档，首先会得到高危状况评估。根据评分，北京妇产医院只收疑难重症孕产妇，无高危因素的孕妇就近去二级医院产检，发生高危重症随时转院。既保障了医疗安全，解除孕产妇后顾之忧，又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分级转诊制的推行。

此外，还应发挥医保的杠杆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指出，目前不同级别医院的分娩手术费医保支付“无差别”，孕产妇当然愿意选择大医院了。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许银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