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开始写日记，在1998年发表了第一首诗歌。2003年，小说《夜班车》获得了鲲鹏文学奖。失学已久的他写作并不容易。刚开始的时候，连很多字怎么写他都忘记了，只好通过字典来查来学。只有在忙完一天的农活后，他才有时间趴在炕上写一写。有时一写就是好几个小时。十月的早晨，西吉已经寒风刺骨了。天上飘着小雨和细细的冰粒儿。远处的山尖被云层笼罩着。康鹏飞和他的妻子在地里挖着土豆。今年雨水足，收成不错，康鹏飞说他现在一年能有3万左右的收入。

新鲜的红皮土豆儿一个一个地从地里蹦出来，带着泥，带着秋天的地气。康鹏飞说有时候他们就在地里生一堆火烤土豆吃，香得不行。

干一会儿活，康鹏飞脱去外套卷起衣袖。在他的小臂上还能看见几处纹身。当年跑江湖的痕迹如今已经褪色，轮廓渐渐模糊，但还是能认出来是一只蝴蝶。

“以前看了电影，里面有个大盗叫花蝴蝶的。我当时崇拜得不行，”他说。“现在只想着怎么才能去掉，不然夏天连短袖都不敢穿。”

他说他曾经劝过当时一起跑社会的“兄弟们”一起回家。“他们还都笑我。笑我看书能干啥，只有书呆子才看书，”他说。“现在他们中的一个因为打砸抢被判了13年。”

“要不是文学，我搞不好也是这种下场，”他说。“我在写作上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但是至少我能够安安稳稳地做个好人，过好日子。”

西吉县只有51万人，但是有37个文学社团和200多个作者，包括6个中国作协的成员，31个省作协的成员，西吉文联主席郭宁介绍说。

“读书和写作是咱们西吉的文化传统，”郭宁说。“而且文学爱好者们还形成了紧密的团体，互相帮助。”

52岁的王雪怡因为年轻时遭遇一场事故瘫痪多年。他说如果不是文学，谁也不会记起他来。

瘫痪后，王雪怡一度卧床不起。阅读和写作成了打发时光的唯一办法。1987年，他在当地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还得了40元稿费。当编辑打电话找他约稿时，他被深深触动了。

“十几年都没有人找过我呀，”他说。“如果没有文学，谁还会知道，谁还会记得我一个残疾人啊。”

足不出户多年后，他终于有机会让人推着轮椅到县城里看看。“我就像个文物一样，终于出土了，”他说。

现在王雪怡家成了文学爱好者聚会的地方。他们中的大多数仍旧在务农。聚在一起时聊聊文学，也聊聊庄稼。

40岁的杨秀琴是西吉不多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浪漫的爱情故事。她说写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农村妇女也能写作，也期待并且欣赏美丽的爱情故事。

“在农村，女子上学都不容易。我写作也是鼓励我的两个女儿好好读书，”她说。但是，她的丈夫还是不能理解，常抱怨她写作耽误了做工，浪费了电费。

“被人笑话误解是常事，对于我们来说，”43岁的马建国说道。他是他们村里唯一坚持写诗的人。他家客厅的墙壁上贴满了他写的古诗词。用黑墨水整齐地写在白纸上，还盖着他的印章。几百张贴得平平整整。

从2007年起，他还在过节时把诗词贴在床板上拉去集市上展览。床板上写着四个大字：“诗词交流”。

“没人跟我交流啊，我也不知道自己写得好不好。只好用这个办法，让大家评论评论，”他说。

但是，很少有人停下来看他的作品。绝大数人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少数人觉得他很滑稽，一些人觉得他有问题。“有这闲工夫不如去烤个土豆呐，”他们说。

虽然生活在风起沙扬的黄土高坡，马建国的诗词却多是描写小桥流水，莺燕飞舞的江南风情。

“这得要想象，”他说。“我在看风景的时候，总是想，山的那边就是江南。有河，有湖，有花，有树。就像我总想去的地方一样。”

屋内灯光昏暗。马建国蜷缩在火炉旁，在矮桌上展开一张白纸。双手黝黑而粗糙。

“清江水冷孤舟咽，”他写到。窗外，夜风掠过墙角发出“嘘嘘”的呼啸声，间或有小冰粒儿砸在玻璃上。

“荻花如雪，”他继续写着。灯光拉出他长长的影子，投映在贴满诗歌的墙壁上。

“在大山里，文学可以是一种寄托。而且，在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好做，所以文学创作才有机会流行起来，”苏炳鹏，宁夏一名文学刊物的编辑说道。“但是，光靠写作，很难挣钱。”

他说现在1000字的稿费才30元，而且，出版业也越来越不景气了。

“就算不为名，不为利，我也还是会写作的，”张联说。“任何人都能欣赏美，都有创作的权利。跟钱和学历什么的没关系。”

他说，文学就是一种原始的，本能的冲动。

10岁那年，他得了严重的肝炎。父亲用木板车拖着他从医院回家。他们在土路上颠簸着，走过一大片平地。落日的辉煌洒满这对在天地间奔波着的父子。晚霞勾亮了天边，然后染红了整个世界。

那种美，那种苍凉的彪悍，那种心酸，从此留在了这个男孩儿心中。

“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要写点儿什么，”他说。在后来他出版的诗集《傍晚》中，有一首诗叫做《原来世界就在这里落幕》。

“绝望的时候，你可以抱怨可以逃避，”他说。“或者，你可以写一首诗。”（记者 彭奕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