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谈及华人在科学探索中务实的精神。而莫言则指出他理解的中国的国民性是宽容、包容和进取，以及深深烙入文化之中的“文以载道”的信念。

谈及天才，莫言认为杨振宁一定是。还笑言，“有人问起我获奖之后为何如此低调。我如果的得是诺贝尔物理学奖，我还低调干吗？”

他补充说科学发现是代表已被证实的一个原理，当然有令人得意的理由。而文学，每个人的看法和认识都不一样，“有人说我的作品好，有人会说‘什么玩意儿’。”

杨振宁问莫言，这位出名的“讲故事的人”，故事该怎么选，怎么讲，又怎么成为了书。莫言答，“我小时爱转述别人讲的故事，添油加醋的讲。后来上了五年小学，会用500个字。我小说中经常用的就这500个字……再后来无书可看，我就看《新华字典》，还刻意背了些生僻字。”

莫言曾经苦于故事的来源，自感绕不开当时市面常见的故事。而后来，长期在农村的生活，让他从挖空心思找故事，变成“故事来找我，人物来找我”，他说。

“对作家来说，名气固然重要，而读者的口碑才是最高成就，”他说。

杨振宁劝慰年轻的学子，不要因为在学时一时的困难放弃学术，“我自己最苦闷的时候就是在论文选题时，都会经过这样的一段的”，杨说。

杨振宁对中国梦的实现表示非常乐观，“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发展，带个中华民族新的前途，”杨说。杨振宁相信中国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

而莫言则讲一则新闻，关于美国征集去火星的志愿者，报名者中中国人最多。

“这恰好说明，中国人的梦想，‘到天上去’。”莫言说。（记者 梅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