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养猪产业链由多个环节组成，包括种猪养殖、生猪屠宰、猪肉深加工、饲料加工、养猪科研以及猪肉销售。对于小规模养殖户来说，由于处于产业链的下游、风险承受能力弱，“猪周期”对他们伤害最大。“这么多年他们亏多赚少，今年价涨实际上是在弥补前几年的亏损。”新建县农业局委员徐樟海向本刊记者解释。

“猪周期”缘何难避

生猪生长周期客观上促成了“猪周期”的形成。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吴铁雄对本刊记者说：“由于猪肉这种农产品同其他农产品一样，具有生长周期较长、途中很难改变的特性，而农户总是以现有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去预期未来的收益，这样往往陷入‘蛛网困境’，赶不上市场变动的节奏。”

事实上，猪肉价格的周期性震荡也非中国独有。江西省畜牧局信息中心主任钟新福向本刊记者介绍，2010年他去德国考察时，一位德国生猪养殖户告诉他，利润多的时候一头猪能赚40欧元，亏的时候也要亏20欧元，“事实上他们的波动也挺大，所以价格波动实际上是很正常的，只是中国猪肉波动的幅度太大。”

今年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包括疫情使得能繁母猪存栏量下降、散养户退出，饲料成本上升10%，人工成本上升25%，仔猪成本翻倍，以及近年来的货币超发的副作用影响等，都促成了本次猪肉价格的上涨。这也是历次“猪周期”共同的形成因素。但从产业本身而言，受访专家认为，肉价大幅波动则暴露了我国生猪产业的三大“软肋”。

首先，疫病加剧，助推价格波动。近些年，高致病性蓝耳病、猪瘟和口蹄疫、流行性腹泻等疾病相继出现。疫病除了导致生猪直接死亡损失外，还导致患病母猪的流产或死胎，育肥猪生产性能严重下降，最大的问题是造成养猪户的心理恐慌，以致规模户出栏不补栏，散户则干脆退出。

最近，蓝耳病尚未平息，受访专家开始为新的疫病担忧：今年的猪流行性腹泻开始影响广东、河南、四川、湖南等地，该疫病直接导致母猪产崽为仅产单崽或者双崽，并且小猪成活率极低，不少养殖场小猪死亡率甚至高达30%。

其次，规模化水平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生猪养殖的生产单位非常多，而且结构复杂。以生猪生产大省江西为例，钟新福介绍，如果将一年出栏500头以上算作规模化经营的话，江西的规模化水平只在60%左右，而且最近每年都是以超过10%的规模化速度增长起来的。业界认为，当规模化养殖占到市场的80%以上，猪肉价格才会趋于稳定，“猪周期”振幅趋于平稳。

每逢周期性价格震荡，都会出现“散养户跑得快，规模户跟不上”的现象。农业部曾对全国20个生猪主产省调研，2007年7月散养农户生猪存栏量同比减少20.5%，规模场生猪存栏同比增加7.3%，散养户在本次波动中快速退出成为一个主要特征。“散户心态”加剧供求变化。

此外，中国的生猪养殖产业虽然有很多生产合作社，但是规模往往都很小，运作也不规范，往往只具有开培训班等单一功能。相比较而言，西方有很好的生产合作组织。比如，丹麦养猪合作社提供80%的市场供给。他们通过合作社，种猪统一培育、饲料统一生产、药品统一调配、联合办屠宰厂甚至银行等方式，组织“计划生产”，以降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