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石窟门见证了共商建党大业的日日夜夜

一艘红船开启了“引领中国”的伟大程航

“1921年6月中旬，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俄国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由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开会，大会决定于7月1日开幕。”李达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这样讲述。

此时的李达，刚刚接替李汉俊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由他担任主编的《共产党》月刊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党刊。

上海的邀请，引起各地党组织的响应。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去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当年的新民学会会员谢觉哉后来回忆。

当年，长沙到上海只能取道武汉，转乘轮船。毛泽东和何叔衡历经辗转赶到上海时，是7月4日以后。同样，由于交通不便，全部代表到达，已是当月的23日。原定于7月1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便推迟到23日晚上。

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上海党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外，有来自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此时还在广州的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13名代表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才19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如今，望志路106号已改为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介绍，虽然新中国成立后经多方考证，确认了一大召开的日期，但对于党的纪念日，还是沿用了战争年代中央确定的“七一”的提法。

在党的初创中起了先驱者作用的“南陈北李”为何没有参会？

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所著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中写道：陈独秀未出席一大，因为“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1953年，包惠僧回忆：“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来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回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与陈独秀相似，当年担任北京八校教职员联谊会议主席的李大钊，正在领导索薪斗争和暑期会务，也不便离开北京。

即使在军警势力有所顾忌的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的一大会议同样一波三折。

参加一大的多位代表都曾在回忆到，当会议开到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会场。

鉴于会场已经暴露，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会议转移到她的家乡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李达的儿子李心天介绍说，董必武重访南湖烟雨楼旧踪时写下的诗句，形象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党纲决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大会结束的时候，代表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轻轻呼喊：共产党万岁！

也许是一种巧合，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为28岁，这正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更为巧合的是，28年之后，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正是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初便胸怀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的火炬，照亮了黑暗的中国。

嘉兴南湖的红船，开始引领中国革命的航程……

来源：新华网 编辑：邓京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