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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江牧岳同志

敬爱的江牧岳同志

—— 一位尽心尽责的人民公仆

1978年底,我的右派冤案改正后,在团中央领导下的青年出版社工作,到1981年,干了还不到三年,我已经55岁,到了国家规定的女同志退休年龄,我心急如焚:我最好的青春年华22年,都耗费在右派改造之中,好容易恢复工作才三年,就要退休,我不甘心!这时,老伴孟庆远得到消息,对我说:“听说中央要创办一份英文报,你当年曾在工部局女中上学,英语有基础,想办法到英文报去工作。”这自然是个好消息,但自从离开工女中以来,几十年间,完全没有再接触过英语,还能捡得起来吗?于是,我订了已经出版的《中国日报》,翻着字典,学习起来。

老江接纳了我

但是,学英语只是创造条件,怎么能进入英文报社工作呢?老孟打听到,我们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和团中央所属的青运史研究室主任张黎群,以及《中国日报》社长江牧岳,解放前都曾经在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工作,我们可以争取通过老朱、老张的关系,介绍过去。他专门去找了朱语今同志,老朱毫不犹豫,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信中特别强调“葛嫱月是好同志”,我想是针对“右派”问题的。接着我又去找了张黎群同志,他也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我。

1981年8月的一天,我拿了介绍信去到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的民13号楼,当年的中国日报就在那里。我上了2楼的江牧岳同志办公室,他看了介绍信后,接待了我,让我谈谈自己的工作和历史情况,我如实地向他作了介绍。当我说到,解放前1946年加入地下党时,他高兴起来,说:“我们这里的编辑部骨干中,一个党员也没有,你可以来做党的工作。”他又针对我念过复旦大学中文系,目前又在中青社做编辑工作,说:“你可以为我们编一份《中国日报简报》,两周一期,送中央领导和各部委,上下左右沟通,这个工作很重要。”

本来我自觉英语水平不高,怕老江不接受。他这么一说,还真有需要和适合我干的工作,很高兴应承下来。当时整个中国日报社都在一个楼里,办公室都很挤,我的办公桌就安放在经济组的办公室里。

很快,刘老(尊棋)从大百科出版社被调来,担任《中国日报》第一届总编辑。老江把我叫去,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刘老高龄体弱,需要照顾,我们想把你的办公室,安排到刘老办公室216的外间,你兼一下他的秘书,怎么样?”他采用征求意见的口气,当然也感到让我身兼三职,有点抱歉。我虽感到他对我的要求过高,但看到领导采用这样的态度,而且把我的办公室安到216室的外间,是个很大的改善,再和领导讨价还价,也不合适,就应承了。

实际上,我当了刘老的秘书,我对他的帮助也就是“取资料,送稿件”等多跑跑腿的事,而他对我的帮助却难以估量。刘老的政治水平、中、英文水平都极高,是我国对外宣传的顶级人才,按老孟的说法,“刘老是我们的国宝”。几年来我编的《简报》都经过他的修改帮助。

由于老江的接纳,使我多工作了将近七年,度过了生命中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中国日报社的奠基人

我一进报社,就一头扎进了编辑部,为这么少的编辑干部,能编出如此出色的一张英文报,感到惊喜。接着,就一心一意地编我的两周一期的《简报》。同时,在编辑支部大会上被选为支部书记后,一心一意物色发展对象,一个一个地发展入党。从来就没有好好地琢磨:这张出色的英文报,是在怎样的物质基础上得以出版发行的,是谁在尽心尽力地提供这些物质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怎能出现这张报纸,哪里来的英文报的辉煌!

先说编辑部,用英语写作的骨干,当时真是凤毛麟角。因为建国后是“一面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学习,用俄文代替中小学的英文课。好容易请来的这些骨干,都是解放前做过英语新闻工作的,而他们在建国后,多半得不到公平待遇,还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批、挨斗,而且都已超过退休年龄,当时的社委会领导平均年龄66岁,编辑部主任一级干部平均年龄55岁。这些人都是当时以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宣传部从全国各地物色来的,而具体执行的负责人就是老江。老江被确定为英文报筹备组负责人。老冯负责业务,策划英文报的业务,人事调动的工作就由老江负责。调人是很难的,这些业务骨干在全国各地,虽在运动中挨批挨斗,但实际上都是各部门、各单位的业务骨干。我听说过,调动每一个骨干,都要“磨破嘴皮跑断腿”。调集一个班子,费多少心血,可想而知。

再就是财、物,建一个报社,要有社址。当年的《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很开明,听说中央要办一张英文报,就慷慨地承诺:我们报社可以拨一座楼给你们办英文报。当时,老江是第一个报到的领导干部,他和冯锡良都来自外文局,老冯负责设计报纸,安排社址自然就是老江的事。接受社址,布置办公室,置办家具……等等;干部调来后,要安排宿舍;中午吃饭,要联系人民日报社的食堂。等到万事具备,英文报出版后,又开始抓干部的福利,首先是要建一个宿舍楼,就是建在人民日报社内的“民23楼”,一面建楼,一面就要安排分房,这都是最操心的事。

报纸办得很成功,发展很快。英文报是一张面向全世界人民开放的报纸,每天都有外宾访问,寄托在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内,非长久之计。要另找社址,在改革开放后的北京,找一个社址,谈何容易!好容易物色到朝阳区北面的惠新东街地段,当年还是一片农田……

一个接一个难题,谁是当家人,老江。中国日报的老同志们,都有个共识:创刊初期,调查了解国内外读者的要求,争取国外英文媒体的支援,策划报纸的面貌,冯锡良是报纸的灵魂;物色调集干部,提供人、财、物的物质基础,老江是报纸的奠基人。

“马背上的印刷厂”

不记得是哪一年,有关部门要求统计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新闻工作者”,这个任务由老冯交待给我,我就和人事部门合作,因为人数很少,很快就统计出来:刘尊棋、罗清、郑德芳、于友等,报了上去。事后老江看到了那个名单,笑了笑说:“我虽然不是英文干部,但我在解放前,曾经负责过印刷厂的工作。那时候,印刷厂跟着部队走,部队到那里,我们就在部队保护下印制书籍;部队转移,就收拾起最主要的器械,让一匹马驮着,跟着部队转移。你可以问一问,马背上的印刷厂负责人,算不算老新闻工作者?”后来我知道,老江在解放前,还是“全国青年记者协会”的会员,可是很抱歉,我却把他漏报了。

后来怎么处理,我不记得了,但老江曾经负责过“马背上的印刷厂”这事,我却牢牢地记住了。

岁月匆匆,《中国日报》已经过了30周年,我们最早的老领导江牧岳同志,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他那艰苦创业,谦虚谨慎的人民公仆形象,却留给了我们。

葛嫱月

201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