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3年调到中国日报工作，常驻浙江杭州以来，迄今将近30年了。无论当年在工作岗位上，抑是离岗赋闲下来的日子，但凡遇见同我们的老社长江牧岳相识，或者同江老虽不熟识却也知道的人，莫不向我问到江老，有的还叮嘱转达对江牧岳老的问候。我略作回顾，他们当中有浙江省市的领导，有学校的教师教授，有新闻文化界的同行，有他当年的学生一辈，也有他在下放农村劳动点的干部和农民，甚至有相关人士的家属、秘书、驾驶员，等等。遇到这种情况，我心中总是赞叹：江老的人气真旺，江老的人缘如此之好！

其实，江牧岳老在浙江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他1958年从北京下放来浙江工作，先后担任浙江日报社社长、杭州大学副校长、浙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1962年调回北京的，前后也只4年光景。仅仅4年，在浙江却是“何处相逢非故人”，真是难能。

我不禁记起一位在上世纪70-80年代曾任浙江日报副总编辑、后任浙江省人大副秘书长之职的张秉海有所感慨的一句话。他说：“江老同我们相识相处的时间，前后也才不过几年，相互之间的感情却是很深，但是有些人我们相识相处几十年了，还是觉得陌生。”我知道他是实有所指的。他接着说道：“仔细想想其中的原因，那是江老一直平易近人，以诚待人,我们当然也要待以真诚。”我以为张的话说得很贴切。“情真谊方笃”呀！

江老是个怀旧念旧不忘旧的人。从我1983年进中国日报，分配到杭州记者站工作起，直至江老于2003年最后一次到杭州这20年间，据我亲历，举凡他每次或因中国日报的事务，或因他后来身任中国徐霞客研究会执行会长之职时出于学会的活动而来到杭州，他从未忘记安排时间去看望他当年在浙江结识的一些不能忘却的朋友，其中既有当年的省市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人，也有凡夫俗子。遇到朋友中有因病故世的，他就去探望他们的遗孀家属，致以悼念并慰勉。比如，他就多次去探视过在杭大时的同事林淡秋的夫人，也去看望过在中国日报创办初期被一度调到报社参加筹办摄影组、但后来不幸病逝的谭铁民的妻子。而与此同时，在他来杭的下榻处，常常是闻讯而至，往还不绝的前来拜访他的人，他的友人熟人。他的房间里，大有唐人王勃古句“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之象。

江老的人缘是他以真挚恳切结成的。

他的真情实意，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我被调到中国日报的往事。

1983年仲夏，我因小恙不适，由当时我所在的浙江出版部门安排在杭州三台山工人疗养院疗养。一天，忽然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原来是中国日报社江牧岳社长打来的。之前，我从侧面得知新建的中国日报杭州记者站缺人，有人推荐到我。但我都捎言婉拒了。原因是我感到自己已过半百之年，那已不是进京的年龄；其次，重要的是我在校时虽是学外语的，但学的是德语，英语只是第二外语，何况都丢了多年了，一旦要复习起来，谈何容易。另外还有一些藏在深处而未外露的思想，即我从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去接受监督劳动改造长达20多年，刚刚得到“改正”，恢复工作不久，而今突然要接手一个记者站去打开局面，即使比别人付出加倍的努力怕也不能达的；其它，当然也还考虑到地方较优的经济、环境、医疗、疗养、种种物质待遇等。那天，我在电话上向江社长直接陈述了上述前两点疑难，意在再次推卸。江社长听后没说别的，只简洁地对我说了一句：“哎呀，工作嘛，工作需要嘛！”最后他补充了一句：“到时候，你来一趟北京。”其后，记得他又曾托过路便人到疗养院来看过我。

一位中央报社领导人，一位长者，竟这样直接来找我，动员我，我确实是受到打动的。

我是一个长期被压在底层的小人物，他怎么会想到我，怎么能看重我?我不断自问。何况我同他没有相处过，更谈不上熟识。他当年来浙江工作时，一直到他离开浙江，我都在农村农场被监督劳动，从未同他见过面，同他说过话，何曾认识。只是后来在我恢复工作一年多点后的1980年秋，浙江的文化部门安排部分人员前往首都参观，我有幸头次到北京，其间倒是在跟随浙江日报的几位老报人去百万庄去拜望他们的江老社长时，这才见过他的面；不过因与他、与社会的陌生，我几乎没有说话，确也没有搭话的余地。仅此而已。如今他忽然直接拨电话来同我商量，想调我去他主管的单位工作，我的心境能不波澜起伏吗？而他一口提到的“工作需要”,在我心中简直成为一声召唤。因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对这个词就是这样领会的。

我终于应召去到中国日报。我决定把人生最后这点年华献给这张新生的报纸。我多少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情。尽管后来确实是遇到医疗、疗养、住房、工资这些待遇以所在地方较优的事实，还碰到有些人竟为我惋惜，但我无怨无悔。我说过我在中国日报得到的观念观点上的启迪，是在其它地方得不到的，何况我一直得到中国日报的一贯关爱，得到报社同事们得的处处支持，也获得报社给我的应有的待遇。我在一篇文稿中写过一句话“中国日报令我感动！”即指此；固然，此话也包含着当初江老感动了我这层意思。

杭州记者站的最初10年，由于在总社的直接领导下，在这张报纸独具的外宣力度的推动下，在全站人员的同心协力下，是岁岁完成计划任务的。就浙江省市在中国日报上做的专刊及专版的数量来说，在当时也算是多的。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嘉兴，都组织了8至12版不等的专刊。省市重要事件都有及时报道。这些成绩的取得，实事求是地说，也同江老留下的影响分不开。因为在开展工作中，每每接触到当时相关的领导人时，他们得悉是一张以江牧岳为社长的在当时是唯一的外宣英文日报的设想，屡屡给予支持配合。当时我就想，他们大概多知道江老社长是一位不仅热忱而且务实的人。要不，怎么有他下放农村劳动时根据实测提出水稻即使“小株密植”也不可能达到亩产几万斤稻谷的异议，竟由此被批判为右倾的往事发生。江老是一位被敬重的务实的人。所以那时我们记者站每听说江老有事要来浙江的消息都很高兴。

江老平易近人，诚挚待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的胸襟，从另一件他的家事私事也可洞悉。

在记者站工作期间，每逢年底就要到北京参加每年一度的站长会议。会议间隙，我们各记者站的同志往往相约去江老家拜望一次。去了，次次都是江老在亲自张罗，又亲手烹肴煮面做招待。我们都深深觉到他应该有个老伴照料生活；于是私下议定，我们要共同并切实地付与关心。

一次，江老有事外出来到杭州。那天，我在下班途中凑巧碰见在上世纪50年代认识、解放前夕入党和参加工作、但已寡居多年的一位女同志。因我此前曾同她言谈过，就贸然把她带到江老下榻处，介绍相识。大家言谈随意。见面后，女方表示乐意交往，江老则只说“是一位好同志”。待江老回到北京后良久，我去电话征询。江老方才率直地回答说：“老石呀，我刚刚把一个孩子安排住到家里来，这样以便有个照顾，假如（你提的）这件事要考虑，我又得把孩子妥当地安排出去才行。如果对孩子不做另外的安排，别人（指她)来了，会不方便，会不顺心，是对不起别人的.......容后再说吧！”我听后知道江老婉拒了，同时更被江老为他人着想在前的胸怀久久地感染了。

我想，正由于江老是如此真诚地待人行事，成为人们总是记挂着他的原因。无独有偶，此次春节这几天，我在前后收到一些老朋友的祝福电话的同时，其中凡是认识或者知道江牧岳老社长的人，又都无一不在最后问到他。这些人的名字话语，我都一一记得很清楚，为节省篇幅，恕我不赘。接二连三的这些电话之后，我于是心动，便趁绵绵雨雪把我锁在家里的时机，以“浙人常问江牧老”为题，想把浙江友人的这种真诚的问候捎给住院治疗的江老，藉以让他增添抗力，寿登期颐。

殊不知啊，我的笔断续才草写到末节，还未收尾，今天，——1月29日下午5时，忽接到离退办马绘同志电话告诉，江老已在几天前谢世。我在震惊哀痛之刻，似乎也听到江老的在浙老友们闻听噩耗后同时发出的哀伤痛惜之声。而我此刻也不嫌笔挫，谨以一副用俗言构成的挽联，捧献于尊敬的江老的灵前：

                             爱心常揣从来平易宽厚好德性

                             求索一生总是务实崇新焕精神  

                                                                                                         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