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已成为世界公认完成多哈谈判的“机会窗口”。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帕斯卡 拉米在达沃斯“重启世界贸易”研讨会上说，2011年多哈回合谈判会进入“砍价”阶段，世界各国将无法避免利益取舍。

在如此背景下，各国决策层都需早做准备，在权限范围内减缓国内压力，决断利益取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达沃斯论坛期间也讨论合作，加强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决心。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是由于它是世界上第二大且增长最为迅猛的进口国”。拉米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对世界的政治影响也越发明显。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各个领域都变得越发独立和活跃。

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仍在，欧盟和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忙于应付国内事务，而对全球化新进程淡化处理。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重塑全球化上取得广泛共识，需要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和观点。

贸易为何不平衡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贸易不平衡问题始终一个热点话题。你曾在不同场合表示，造成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当前不合理的统计标准。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您如何看待全球贸易不平衡和人民币币值在这方面的影响？

拉米：当前，统计贸易数据的方式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国际贸易的现状。30年前，当一个国家出口一件物品时，它确实是100%在这个国家制造的。但是今天，由于有着全球化的生产和供应链，一件最终制成品实际上是在许多不同的国家生产出来的。因此，中国出口的很多制成品，实际上是中国从许多国家进口的零部件组装之后的成品。

最近，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剖析了这一问题。

这份报告以iPhone作为例子。报告说，中国在一件iPhone产品上所附加的价值，完全来自于最终的组装，而这部分价值大约只有6.5美元，较之该产品179美元的批发出售价格实在是少得可怜。然而，当这样一部标价179美元的iPhone手机被出口到美国时，全部179美元的价格却都被计算到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之上了。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对这一产品所赋予的价值就完全被忘却和忽视了。

那些进口产品的国家，很多本身也从这一进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受益，因为进口产品中的很多部分是在这些国家生产的。然而，由于统计中只关注最终出口时的价格和最终出口国的身份，那些进口国从中获得的利益就被低估了。

因此，双边贸易的统计数据有时并不能正确地反映出贸易产品的源头。依赖于既有的贸易统计方法的可能结果是，我们得到的关于国与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图景本身就是扭曲的。我们应当关注的，并不是双边贸易中总出口价值和总进口价值的数字，而应当是在这些贸易中究竟有多少的附加价值附着其上。当然，中国总体贸易顺差和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事实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但这更多的是一个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贸易问题。

改变支离破碎的监管体系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是由于过时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造成的。因此，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对此你有哪些建议？

拉米：我认为，这场危机的主要源头是缺乏适当的金融监管。相较于贸易方面、动物卫生免疫乃至植物病害等方面的监管体系，金融监管还很不到位，已有的规则也是支离破碎的，不成体系。

监管应当由3个主要的部分组成，所有愿意参与这一监管的国家必须拥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手段和共同的组织。二十国集团（G20）在推进这3个方面的进步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随着人们对危机根源讨论的深入，人们对监管所应达到的目标也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监管手段方面，人们也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创立，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的“世界金融组织”。G20还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改革，以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这些组织中拥有更多的代表权。

尽管有了以上的这些成就，但还有很多任务需要完成。在法国担任G20主席国的任期内，在金融监管、宏观经济不平衡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都有机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你们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在这场打击了全球经济的致命危机之中，贸易却没有被摧垮。从数字上看，2009年的贸易收缩了12%，但这主要是因为国内需求和投资的锐减。随着生产的复苏，贸易也复苏了。贸易体系之所以能够在消极的经济状况下顶住压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拥有一套运行了超过60年的框架体系，使其足以抵挡这样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