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根据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的匡算，中国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在34%左右，高于发展中国家适度税负率18%～25%的范围。

周天勇曾专门研究财税体制改革，他所指的政府实际全部收入，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有企业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等方面。

“所有这些全部算上，占GDP的比重或达34%～35%，这个比例负担确实太重了。”周天勇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工商、环保、质监、公安、海事、城管等众多部门也都有各自的形形色色的行政性收费名目，这部分的支出不仅名目繁多，而且负担沉重。

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根据最近的统计测算了一下，“中国今年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税收全部加在一起，大概是GDP的35%。”

民间的测算与官方的数据相差甚大。

肖捷在前述所撰文章中解释，有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根据相关数据分别测算或估算中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比30%要略高一些。其中可能存在数据转换口径的差别，或者没有完全剔除关联数据之间的重复计算因素。

高培勇倾向于用较宽的口径与国际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虽不算低，但绝不是世界最高的，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

仅从统计上看，中国真实的税负水平究竟是多少，税负水平究竟有多重，成为了“罗生门”，民间与官方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从未曾停止。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过去的那些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这个趋势必然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向政府倾斜。

“自 1994年之后，在税收收入增长持续快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肯定会呈现逐年提高的景象。这是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高培勇说。

根据陈志武提供的数据，仅以预算内财政税收算，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GDP的11%，而到了2010年，则已经相当于GDP的21%。在过去15年里，中国的税负越来越高，相对的财政税收负担几乎翻了一倍。

他作了一个换算：201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

这一换算相当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税负感。如果此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后果可想而知。

减税怎样才合理？

“收入越高的人，流转税的税负越轻，这极易导致不公平，加剧贫富差距。”

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但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看来，“现在进行结构性减税，并不是认为税负过高的这帮人胜利了。这只是一种财政的手段，是为宏观大局服务的财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