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元宵节结束，农民工迎来又一波返工潮。

记者在广东、重庆、江西等地采访了不少农民工，他们中有的刚出家门不久，有的仅有一两年外出打工经验；有的打工时间超过十年。他们目睹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全球博弈，也见证了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大规模转移带来的酸甜苦辣。他们的心路历程，既标记过去，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

盼“工作稳定”

面对用工单位对劳动力资源的渴求，不少农民工表现得较为冷静和理性。

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丁庄村农民工张树超告诉记者，农民工不怕工资低、待遇差，怕的是工作不稳定，在各地到处流动。张树超2004年外出打工，7年时间里先后换过12个工作，大部分工作时间都不超过一年。“农民工本来工资就低、加上频繁找工作所需的时间和花费，耗费就更大。”张树超说。

重庆汇能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朴是永川区最大的劳务经纪人，平均每年经手劳务输出在1.2万人左右。唐朴说“今年各地都在争抢劳动力，农民工就业话语权增加，在同等薪资水平下，那些愿意为农民工提供3年以上稳定工作合同的企业更受农民工青睐。”

就业去向“随大流”

在重庆市永川区大安镇、铜梁县石鱼镇和开县汉丰街道等地，记者先后和20多名农民工进行座谈，发现他们之所以选择东部，原因大体可以归结为：第一，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就业机会还是太少，工资水平总体而言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中西部劳务市场仍不发达，就业信息不畅，即便有工作岗位，大家也没有渠道获知；第三，农民工打工主要还靠同乡、亲属关系网络，“惯性”使他们首选沿海。

在渝西地区，有“只要一个大包工头，就能带空半个村”的说法，说的便是农民工就业更依靠亲戚、朋友等传统关系网络，而非劳务市场或招聘会。

江津区慈云镇一水村是个劳务大村，全村3800多人，有近2000人在外务工。村民傅思翔2005年在浙江绍兴开设了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其后5年多时间，先后招收270多名本村村民到绍兴打工。

从2007年开始，一水村2组村民刘士贵就在傅思翔公司当搬运工，每月工资有3000多元。他告诉记者，之所以愿意长期跟着傅思翔干，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是一个村出来的，大都知根知底，平时有事可以互相帮忙，春节也不怕老板拖欠工资。

老资格农民工不慌

曾几何时，到沿海地区去打工是内地多少农民的心愿。但僧多粥少，大家一开始都遭到了一些白眼。直到后来资本大潮席卷沿海，世界工厂对劳动力的无尽索求，农民工兄弟们终于翻了身。

记者20日在东莞长安镇智通人才市场见到谢军时，他正在认真研究墙上张贴的培训课程。26岁的他来自湖南邵阳，16岁时因为不愿继承家里的耕田，跑出来找工作。谢军还清晰记得如何找到第一份工作。为了挤进惠州一家五金厂，他第一次去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在惠州转悠游玩了一个月。第二次依靠姑姑的推荐，还偷偷塞给保安一包烟，才顺利进入工厂。

“现在要找就轻松很多了。简历投出去，回复率有50%-60%。很多时候，工厂还会打电话催你去面试。”转换过多份工作的谢军说。

从农民工找工难到工厂招工难，来自湖北恩施的李清平同样经历了这个历史性转折。今年32岁的他在12年前找第一份工时，还是靠老乡求情。去年，他辞职后重新找工作，简历投出后，居然收到了五六十份面试约请。今年春节，他在老家待了一个月才重新回来，对着各种招聘启事笑着评点。

来自河南的何芳今年四十岁了，在一群年轻求职者中颇显醒目。她不愿守着田地，到东莞打工已经有14年。“种田哪能赚到什么钱哦，也就是每年七八月收割后卖一两千元。打工起码每个月还能有工资赚。”何芳说。

但刚开始也不容易。不少工作限定只招男性，对女性则有不少限制。何芳辗转才找到虎门一份织布的工作。“但你看看现在。”何芳指着墙上的招聘启事，“除了保安，大部分工作都要女的。现在的女孩子可比我们那时候幸运多了。”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反映在农民工们对工资的态度上。记者采访的这三名农民工，每人在这十多年间都换过至少五六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不过做了一个月，对待遇和环境的不满意是频繁换工的主要原因。与初入工厂时相比，农民工们希望能有更体现尊严的报酬。

李清平属于技工，每月能有3000元，但他一与其他工人比，心里有些不平衡。“听说虎门南坊工业区有个电子厂，普工都能做到4000元-5000元。”

类似李清平这样的老资格农民工，不再将劳动所得与做农活时相比，而是与其他产业工人相比，这对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无疑提出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