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最缺的不是技术

建立符合国际伦理原则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是解决器官紧缺问题的根本出路

33岁的魏霞走了。这位坚强的湖北麻城姑娘兑现了生前的诺言：捐献了自己所有器官。她成为武汉人体器官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捐献第一人。当魏霞的追悼会在麻城举行时，同村的许多乡亲不敢甚至不愿前往与她告别，理由是怕沾上“晦气”。

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成熟、被称为“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已成为众多终末期患者得以延续生命的最后企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是阻碍器官捐献的一只“拦路虎”。

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中国人的丧葬习惯，去世的人也要保持身体的完整性。即使捐献者同意，往往也会因家属反悔而难以实现捐献。他举例说，一名脑出血女患者，她的丈夫同意捐献器官，但她的父母却强烈反对。

安徽长丰县造甲乡崇旱村程凤无老人去世前签下遗嘱，要求捐献遗体和所有可用器官，老伴与子女同意执行遗嘱。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常务副站长付杰到了村口，却被村里人拦住了。村里人将程家围了起来，大骂其子女不孝，老伴糊涂，付杰也被从车里揪了出来。尽管完成了老人的遗愿，但程家人却无法再在村里立足，只好搬走。

安徽医科大学解剖学科主任李光武告诉记者：“在国外，遗体器官捐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在我国内地却行不通，原因是观念没有跟上，宣传做得不够。在香港的玛利亚医院、威尔士亲王医院这些医疗机构，随处可见器官捐献的宣传册子。在内地各大医院，几乎很难看到。”

一位从事器官捐献工作的专家表示，器官捐赠最大的障碍是传统观念束缚，有时更大的压力来自亲人。说服患者家属捐献亲人器官，很多人认为是件残忍的事情，没法张口。

去年8月，13岁深圳男孩丁思成独自说服家人，捐出母亲的9项器官。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名字。高敏是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高敏说：“别说老百姓了，就是有些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都拐不过弯来。”

有关专家认为，器官移植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捐献器官的观念和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的改变，必须辅以相关的制度来完善推进。没有充足的器官供体，再好的移植技术也是“空中楼阁”。

随着我国死刑判决的逐渐减少，活体器官移植数量迅速增加。但活体器官移植本质上是用一个健康人的器官，挽救另一个病人的生命，使一个病人变成两个病人。而且受巨额经济利益的驱动，出现非法买卖器官等恶性案件。为此，我国对活体器官移植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

专家指出，随着死囚器官来源的逐渐减少与活体器官捐献的严格管制，解决器官紧缺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符合国际伦理原则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扩大器官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