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版权局网站3月31日发布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开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社会公众可以在2012年4月30日之前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修改意见。

据介绍，自2011年7月13日正式启动的本次修订，是对《著作权法》的首次主动修改。一些法律界人士和著作权人认为，本次修改的最大特点是使《著作权法》更具实际操作性，对于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比如，本次修改增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范围和力度。但是，对于法定许可范围、侵权赔偿标准和著作权集体管理，一些著作权人认为修改草案和他们的愿望仍有一定差距。

争议：法定许可范围

权利人担心范围过宽，专家认为要考虑使用者、传播者和公众的共同利益

一些著作权人认为，修改草案中关于法定许可的规定仍然过宽，不利于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打击侵权。所谓法定许可，就是使用者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就使用其作品。我国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了教科书编写出版、报刊转载、录音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等五类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

法定许可的本意是要促进作品传播，但在实际运作中，著作权人却因此丧失了获取报酬的权利。正如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比如，我国许多文摘类报刊大量转载、摘发他人的原创作品并以此牟利，但能够得到稿酬的作者少之又少；更有甚者，转载后不署作者姓名，或另外署上一个毫不相关的名字，这种侵权行为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势。据不完全统计，在万余家报刊中，主动交纳转载稿费的不足10%。因此，有专家建议取消法定许可制度。

但国家版权局认为，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功能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如教科书使用作品），目前该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在于付酬机制和法律救济机制的缺失。因此，草案对法定许可制度着重从这两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增加了关于法定许可必须事先备案、及时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付酬和指明来源等义务的规定，如使用者不及时履行上述义务，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课以行政处罚。

有音乐界人士认为，修改草案中的第四十六条不妥，该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他们认为，这是“给侵权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但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中心教授李明德认为，权利人的理解并不全面，“打个通俗的比方，如果没有这一条，《青藏高原》就只能由李娜一个人唱，其他人都不能唱，这样就对吗？如果这样，广大词曲作者就无法通过扩大传播来获取更多收益了。”

“第四十六条有明确的前提条件，权利人要把四十六条和四十八条结合起来看。《著作权法》不是仅仅保护著作权人的法律，不能只从权利人的角度看问题，还要考虑传播者、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李明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