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复苏中完成增长模式转型

    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既是西方主观的犯错，也是全球旧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

    厉以宁特别强调，中国在经济复苏过程要争取实现增长模式转型。如果经济是V字型波动，到底后马上起来，对于经济转型没有什么作用，将来可能旧病重犯。如果别的国家经济转型了，中国没有转型，在未来的竞争中将处于被动。“所以说，宁肯下面呆的时间稍长，U字型的过渡，完成经济转型的过程。”美国很注意经济转型，一再强调还要保持世界技术的领先地位。因此，中国一定要注意，经济不转型的回升，基础是不巩固的。经济转型还包括扩大内需，因为即使国际经济开始好转，但如果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变化，比如美国储蓄率上升，不像以前那样消费，对中国将来的出口还是有影响的。对于中国的长远持续增长来说，出口是必要的，投资也是必要的，但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以后，将带来长远的增长机会。

    厉以宁同时指出，经济转型的主体是企业，政府起的是规划、指导和服务的作用，不能倒过来。因此，政策应适于企业的转型，有利于企业的自主创新，要在这方面多做文章。“政府成为服务者就好了。”厉以宁认为创业板的推进就是件好事，创业板能起到示范作用，让广大的相关企业，比如科技型企业，都看到这是有前途、有奔头的，未来的前景很明朗。不仅高新企业会更有激情，传统行业也会被激发起创造和创新力，比如建筑业和纺织业的原材料创新，让大家住得和穿得更舒适、环保，在全世界都会受欢迎，前途更高远。通过创业板，掀起一个创业和创新的高潮，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也非常重要。

    中国第三次大转折正开始

    中国经济、金融一直以西方为老师，这次西方老师犯了一个大错，未来中国经济该向谁学习，是否可以自己引领世界呢？

    厉以宁表示，西方有不同的学派，说西方经济学导致了金融危机是不准确的，应该说西方某些经济学派的观点，影响了这几年西方的经济政策，流动性扩大、利率低，但不是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这样。经济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制度放松了，这不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责任，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说不要金融监管，西方经济学家有一些观点是对的，有一些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自己在实践中也不断地修正和改正。

    厉以宁认为中国的经济学跟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在60年之内经过了三次大的转折。第一次大转折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会代替了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次大的转折叫做制度更替。第二次大转折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进行了体制转换，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工作完成以后才有今天这样快的发展。第三次大转折现在正在开始，从2000年以后，更确定一点说是从2003年以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增长模式的转变，过去的增长模式是单纯的重速度而不是重效率，重数量而不是重质量，粗放型而不是集约型，在当时认识不到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今天要求不但是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质量要提高，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保护环境，要节约资源，要走循环经济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一个大转折，刚开始。

    厉以宁表示，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在第一次大转折之后，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制度的更替是一个前提，接下来，体制如果不转换，中国富不起来，而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不改变，来就可能影响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环境不是我们这一代独有的，是和我们的子孙万代共有的，资源也不能这一代全部消耗掉，是要和子孙万代共享的。这是第三次大转折，但第二次转折还没有完，因为体制改革中城乡一体化还要搞，社会保障制度还要搞，金融制度还要深化。可以说第三次大转折和第二次大转折在同时进行。现在第三次大转折刚开始，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在全世界是没有的。

    （来源：新浪网 编辑：欧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