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第4期封面

中国帝王陵商业地图

中国帝王陵商业地图

　　中国日报网消息：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文物主管官员的谨慎表态，并没有使这场围绕“曹操墓”真伪的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1月18日，国家文物局在对河南安阳曹操高陵相关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进行考察后，虽建议河南方面按照程序完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申报工作，但也解释称，“倾向性认可的结论建立在阶段性考古所取得的证据基础之上”。

　　而在此前，针对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的讨论中，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说是“从曹操墓穴中挖出了两个头盖骨，一大一小，经权威专家鉴定，大的是曹操的，小的是曹操小时候的”。

　　这则笑话包含了对一些站在各自立场对“曹操墓”发表看法的专家学者的讽刺。在这则笑话广为流传之时，亦是各方人士就该墓葬的确认和开发争论正酣之时。

　　争论主要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该墓到底是不是魏武帝曹操之墓；二是，在文物保护与商业开发之间如何权衡，挖还是不挖，开发还是不开发。

　　这亦是众多帝王陵墓发现、开发过程中一般都会遭遇的论战。而随着我国新一轮帝王陵墓开发热潮的来临，针对“帝王陵墓经济”的更大范围思辨也随之声隆。

　　中国帝王陵墓的背后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经济密码？这些埋葬着一代帝王的陵墓将给当地的经济和民生发展带来怎样的图景？纵然是抛却单纯的针对文物和文化保护的伦理和道德批判，帝王陵墓的经济开发真的就那么容易一挖成名、坐收其成吗？

　　真伪之辩的背后

　　对于一代枭雄曹操身葬何地，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民间有“漳河水底”、“安徽亳州”、“河南许昌”、“河南安阳”等诸多版本，更有“七十二疑冢”的流传。

　　将曹操陵墓与河南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之间建立起直接关系的是，1998年，西高穴村民徐玉超挖出一块墓志。该墓志上有铭文称“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

　　后经专家考证，此墓志主人为后赵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后赵距离曹操去世时间不过百年，专家揣测“魏武帝莫非就是后汉时期的曹操”。

　　不过，那座最初仅仅被称为“东汉墓”的大墓并未引起考古界太多重视，却引来了一拨又一拨盗墓者的兴趣。2008年初秋，“东汉墓”再次被盗，有关部门追回一块颇具文物价值的“画像石”，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重视。后经过多方运作和努力，2008年12月12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省文物考古人员正式对“东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一年后的2009年12月13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汉魏史专家梁满仓、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王明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考古与古文字学专家郝本性等10多位专家通过对已出土文物进行研究和论证，最终认定安阳西高穴村“东汉墓”为曹操高陵。

　　西高穴村一夜成名，但针对曹操墓真伪的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在众多的质疑声中，来自河北邯郸和安徽亳州方面的质疑引起了媒体的深度关注。其中，邯郸与河南安阳隔漳河相望，同为历史文化名城，此前，该市下辖的磁县讲武城乡以西和时村英乡中南部，与本次宣称发现曹操墓的河南安阳安丰乡，共同被曾任该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的刘心长圈定为曹操墓可能所在地。而安徽亳州为曹操故里。

　　更多的舆论认为，安阳高调宣布发现曹操墓和邯郸、亳州提出质疑的背后，都代表了当地的利益诉求。毕竟，曹操墓的发现和开发或将对当地的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起到巨大带动作用。而来自南开大学的历史学者裴钰经过测算给出的“一个曹操墓每年给安阳带来的旅游收入将在4．2亿左右”的判断，更是让人对帝王陵墓经济的发展充满想象。

　　“一部《三国演义》让曹操家喻户晓，曹操墓的旅游价值并不在秦始皇陵之下。”裴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陵墓保护的资金困局

　　也正是考虑到曹操墓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更多舆论观点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进行曹操墓发掘背后的商业逻辑，称曹操墓开发的背后是“政绩工程”、“利益驱动”、“活人赚死人的钱”、“又一个周老虎”。

　　“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并非对立，都是文保工作中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具备系统科学的开发规划的文保项目，才符合现代人文主义的要求，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文保规划。”裴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中国目前的文物保护投入体制下，对于文物工程的开发规划更显迫切和必要。裴钰给出的例子是，甘肃省有各种不可移动文物13284处，其中国家保护单位22处，省级保护单位446处，市县保护单位2950处，合计各种保护单位3418处。但该省每年固定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100万元，平均每处292．5元，杯水车薪，文物保护与管理难以为继。

　　又如河南省洛阳市博物馆拥有馆藏文物40余万件，由于受场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只有极少部分才能与游客见面，加之资金缺乏、设施陈旧、维修不力等原因，导致了文物损坏的例子很多。

　　与甘肃和洛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下称“成陵”），到2007年，成陵旅游区开发和陵园保护、修缮、建设的总投入已经达到7．8亿元，成陵占地面积由1．5平方公里增加到10平方公里，控制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其中陵园占地面积比开发前增加了一倍；文物古迹的修缮陆续圆满完成，文物景点由开发前的14处增加到27处。

　　成陵在2001年启动开发，当年农牧民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成陵开发6年后，即2007年，当地农牧民收入已经达到6287元，增长了151％。

　　“没有产业开发‘输血式’的支撑，成陵的文保不可能做得这么好。帝王陵墓商业开发所释放的民生效益之巨，可见一斑。”裴钰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有一个判断：“（文保）工作需要大量手段，而列为保护对象的财产的所在国却不具备充足的经济、科学和技术力。”在裴钰看来，这个判断符合中国文保的现状，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第三世界国家，仅仅凭借国家财政不足以支撑整个文保工作。

　　地方政府的考量

　　众多针对包括帝王陵墓的开发在内的文物发展规划，对于地方政府来讲，除了有纾解文物保护资金投入不足的考虑外，通过陵墓经济开发带动一方经济和民生发展，也是很多地方政府的重要考量。

　　这点，可从陕西省黄陵县的发展历程中窥得一斑。

　　据公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黄帝祭祀升级为国家规格以后，陕西黄陵县旅游业综合收入在整个“十五”期间（2000年—2005年）年均递增26．1％的基础上，2007年达到2．5亿，预计2010年，达到5亿，在“十二五”规划完成后，2015年，黄帝陵将创收8亿元。

　　其中，在“十一五”期间，黄陵县旅游业年均递增27．2％，远远超过当地其他产业的增幅（如工业年增7．7％，农业年增9．3％），是黄陵县在“十一五”期间增长最快的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10年达到4000元，在“十一五”期间保持年均增长8．3％，超过了十五时期年均增长率5．5％。

　　“黄帝陵的开发，有力推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体现了陵墓经济的‘系统有利原则’。”裴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曹操墓”的发掘中，这一经济逻辑也有所显露。

　　提出曹操墓“将带来4．2亿收入”的裴钰介绍说，他是通过分析游客构成、参照了2009年安阳黄金周的旅游业平均收入，得出游客每人消费平均值214．8元计算出的这一数据。

　　在发现“曹操墓”的消息公开以后，安阳市一位主要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度表示，安阳将把曹操高陵建成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为一体的三国文化考古、文物保护基地和旅游景区。此外，安阳市即将展开征地、修路、通水、通电等工作，以解决参观接待问题。

　　在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曹操墓的开发现场，当地的村民已经开始做起了生意，有的在现场开始出售自己用毛笔书写的曹操的诗歌，在挖掘现场东边的麦地旁，有一块小牌子，上边写着“由此进去5元”。麦地的主人说，从这块麦地进去，透过低矮的围栏就可看到挖掘现场，还可以近距离拍照。

　　西高穴村现有2500多人，人均收入2000多元。在曹操墓被宣布“确认”以后，更多的村民开始坚信，原来每亩4万元的价格，随着安阳市相关旅游开发项目的展开，涨到12万应该不成问题。

　　于是，一代枭雄曹操在这个村庄长眠1000多年以后，终于开始给这个村庄开启了财富之门，一个相对落后地区的财富故事开始延展开来。

　　新一轮开发热潮来临

　　作为历史学家，裴钰已经开始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样的陵墓才具有开发价值？不同的帝王陵墓又大概可以遵循什么样的开发模式？“陵墓经济”和已经广为实践和探索的“名人故里经济”又有什么不同呢？

　　对此，裴钰进行了专门的梳理，认为“陵墓旅游”的模式基本成熟，分为四个部分：以优美的自然环境为依托；古建筑、古园林、古文化艺术的荟萃地；引发人们对亡灵的追思缅怀；陵园气氛庄严肃穆，易使游人产生心灵震撼。这样才能制造“地下皇宫”的独有魅力，吸引民间百姓。

　　裴钰认为，从经济价值角度来看，陵墓旅游远比故里旅游更具价值，这体现在多个方面：陵墓具有可见的空间形态，比如棺椁，陵室、陵区等；陵墓具有真实的文物，比如随葬品等，而故里更多的是一些后修的仿古建筑；帝王陵墓和帝王宫殿同为中国传统皇权思想的主要文物标志，帝王陵墓也被民间称为“阴间的皇宫”，对中国民间百姓具有巨大吸引力。

　　裴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陵墓经济”的产业模式，部分地区经过“十五”、“十一五”两个五年规划的实践和摸索，已经具备雏形。

　　比如，陕西黄陵县在“十一五”规划中，先后重点投资12个旅游项目，包括中华姓氏寻根园、黄帝陵颂祖碑林、黄陵炎黄子孙墓园、黄陵县旅游宾馆、双龙生态旅游区建设、黄帝陵防火墙建设、黄帝陵管理局综合楼、候庄休闲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旅游纪念品生产基地、中华始祖源、黄帝功德坛、中华龙文化标志城等16个工程项目，构造了一条清晰的黄帝陵开发的产业链条。

　　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多个重大帝王陵墓工程将陆续完成前期的考古勘探工作，其大规模商业开发已经陆续“静悄悄”的启动。比如，被列为国家“十一五大遗址保护规划”西汉帝陵保护项目的汉武帝茂陵，其考古挖掘工作已经结束；陕西在2006年启动的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包括唐18帝陵墓），如今乾陵、顺陵、建陵、贞陵、崇陵、桥陵、泰陵的考古勘探也已经完成；河北、山西和内蒙界内的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正式启动，元上都的元代皇族大墓的考古开掘工作临近结束。

　　“接下来或将出现陵墓经济开发的一轮热潮。”裴钰说。

　　陵墓开发的商业风险

　　针对可能发生的地方政府发掘帝王陵墓的热潮，裴钰也提醒，对于帝王陵墓的寻找和开发风险很大，一个陵墓是不是帝王陵墓，很多都需要在发掘以后才可以被证明，但在发掘过程中就需要很大投入，一旦后被证明不是所寻找的帝王陵墓，巨大的投入就可能“打水漂”，这将对本来就很窘迫的地方财政造成较大损失，“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

　　先期投入的风险，在曹操墓的发掘中，也一度使安阳市倍感困扰。

　　2005年，河南省每年的文物保护经费只有882万，省内有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就达763处，每处的年经费只有1万多元。所以，当时为发掘曹操墓而四处筹集资金的河南省原文物局局长常俭传很清楚，依靠河南省这些文物保护经费寻找曹操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08年11月6日，常俭传给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及市长张笑东写了一封信，寻求安阳市政府支持，并在信中作出承诺，“如果一旦发生我的建议失误，而导致您的决策失误，我有勇气向您二位和安阳人民作检讨。”

　　2008年底，安阳市委书记张广志、安阳县县长徐辉前陪同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悄悄前往挖掘现场考察。但对于挖掘的投入资金，安阳市委指示安阳县自行解决。到2009年3月，安阳县已经投入了40万元资金，但仅仅搭建大棚就要花200万。

　　正在资金告急时，2009年3月，安阳市考古所所长孔德铭的一个朋友拿了一件从黑市上买的文物让他鉴定，这就是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铭文的石碑，这一发现最终促成了安阳市下决心拨款支持挖掘曹操墓，在之后的市长办公会上一次性加拨资金100万。

　　“对陵墓经济的开发，并非仅仅包括陵墓发掘过程的投资，还将包括围绕陵墓经济开发所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投入是非常大的。”裴钰说。

　　从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古帝王历史较多地发生在中西部地区，帝王陵墓的分布也较多存在于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经济亦属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被边缘化的地区。帝王陵墓对当地经济具有较大刺激潜力的同时，这些地区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也将成为帝王陵墓经济开发的障碍。

　　“因为投入不足，很容易造成破坏性开发，这尤其值得警惕。”裴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陵墓开发存三大问题

　　三年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主张打开秦始皇陵墓，他的数据支持是2005年到西安旅游的游客达到2400万人，旅游收入178余亿元，其中国内游客每人在西安平均消费人民币620元。打开秦始皇陵墓后，每年大约可以接待500万参观人次，按照每人收费人民币500元，每年门票收入是25亿元。

　　张五常为学界和公众确定了“陵墓经济”的商业价值估算方法，我以此推算曹操墓的商业开发前景是4．2亿，和秦始皇陵打开后的20亿门票相比，显然是非常慎重的计算。

　　陵墓经济到底有多大的魔力？以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定陵为例，2008年5月1日—3日，共接待游客27498人，基于北京昌平区政府同期旅游收入82．3元／人，一个定陵平均每天就会创收75万。据有关资料测算，旅游业每收入1元，能够带动相关部门产生经济效益4元～5元，个别部门可达7元～8元。

　　从秦始皇陵，明十三陵，黄帝陵，到今天的曹操高陵，“陵墓经济”已经成为当地旅游业新的增长点，特别对我国中西部的后发地区，具有极其巨大的吸引力。

　　陵墓经济的马达已经发动，滚滚洪流，很难阻挡。但目前在我国文物古迹的商业开发过程中还存在主要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无序的开发规划。比如，某公司为招徕游客，在秦始皇陵寝殿遗址开辟数千平方米的广场。尽管后来迫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压力，拆除了一些仿古建筑，但其后又在保护区内大兴土木，破坏了秦始皇陵的完整性、环境风貌和历史文化内涵的真实性。

　　其次是缺乏有效的项目监管。比如，西汉景帝的阳陵交给某公司经营后，公司在未采取任何技术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将考古现场打开，对游人开放，以致大批珍贵文物遭受严重损坏。

　　再次是盗墓破坏和地方腐败。比如洛阳邙山古墓，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东方金字塔”之称，但该墓因黑砖厂的建设和村民私挖盗墓而遭到严重损坏，极大削弱了它的开发价值。

　　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并非对立，而是文保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两个环节，但陵墓开掘必须以民生为先，量力而行，不要损害当地民生问题解决。真正要做到产业促进文物保护，以文物保护带动产业开发，实现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编钟之乡”的账本

　　1970年代，随着战国早期诸侯国曾国的一位名叫“乙”的君主墓被发掘，精美古乐器“编钟”和出土地“随州”被世人所知。曾侯乙的墓葬也被称为“曾侯地宫”，是目前我国出土的战国时期最豪华墓葬之一，出土了战国时期15404件的精美文物。

　　据了解，近年来随州市对文物保护和开发的投入达数亿元人民币。但至目前，曾侯乙墓及编钟的投入和保护费用支出远远大于进账。

　　2008年12月8日，投入8000万元建设的随州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储藏了曾侯乙墓出土的部分文物。2009年，随州博物馆虽然接待了近90万名游客，但作为免费对外开放的公共博物馆，上百万元的编钟演奏和外出展演收入显然只有投入的零头。

　　随州市文化体育局副局长、文物管理局局长王良成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对文物的保护和展览不是为了直接获得经济效益，而是要发挥文物本身的效益，从而最终产生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据王良成透露，目前已经勘探出的曾侯乙古墓群达12平方公里，地下埋藏着200多座两周时期大大小小的墓穴。目前，古墓群已经列入了国家保护规划，至于是否开发需要等待条件成熟。

　　据介绍，目前对于编钟复仿制品的开发，随州还处于起步阶段。王良成认为，相关工艺品的开发将会成为未来文物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据了解，随州文物局最近正在联合相关部门计划研讨编钟的外观和使用专利。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编辑：欧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