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３月２６日电（记者　刘劼　徐兴堂）近期，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在美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个有趣而又滑稽的现象：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者坚称中国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而获取贸易优势，导致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和失业等问题并阻碍全球经济复苏；而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斯蒂芬·罗奇为代表的更多经济学家则认为强压人民币升值不仅无助于解决美国的问题，还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就同一个问题持截然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都是在经济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人，双方都有人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无论是利用经济模型、采取实证分析还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还是非常令人吃惊的。这里不得不令人怀疑，有人出于某种目的，说了违背学术准则的话。

　　反过来，在美国政界也是如此。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客们武器库里的一根大棒，需要时即拿出来挥舞一番，尽管他们对问题的症结所在心知肚明，而所主张的逻辑却荒唐而虚伪。

　　今年以来，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刁难声越来越尖锐。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三个月内三次劝说人民币升值；３月１５日１３０名国会议员联名上书财长盖特那和商务部长骆家辉敦促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行动；２４日的国会听证会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桑德·莱文声称人民币被低估“没有争议”。

　　克鲁格曼更是接连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上公开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称这使得美国丢掉１４０万个就业岗位，甚至拖累世界经济增长１．５个百分点。作为研究国际贸易的权威，这样的表态自然很容易成为佐证政治家主张的工具。

　　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的罗奇认为克鲁格曼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罗奇指出美国经济现在的确面临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超过１０％的失业率，以及停滞的收入，而美国政客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

　　同为诺奖得主的斯蒂格利茨也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会缩小两国的贸易顺差，因为美国已经不会自己去制造纺织品这类东西。因此要求人民币升值从很大程度上讲已不是基于经济问题的分析，而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

　　

　　２００５年７月到２００８年７月，人民币对美元升值２１％，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反而大幅增长。而２００９年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后，中美贸易顺差却在减少。官方统计显示今年３月上旬甚至已经出现逆差。

　　理论上，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双边贸易失衡是常态，从来都不是汇率的问题。现实中，１９８５年日本在西方国家胁迫下签订《广场协定》，日元大幅升值，但其贸易盈余并未因此削减，相反在随后积累了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

　　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以及欧盟都延续了几十年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贸易地位。这些国家和地区货币兑美元的汇率机制都是完全浮动的，但对改善双边贸易的失衡没有任何作用。

　　美国应该比谁都明白，汇率在调整两国间贸易格局中所能起的作用有限。难道这一次，美国真的相信汇率能成为重振就业出口的灵丹妙药，还是为了达到更深层次的目的故意对客观逻辑视而不见？

　　难道以国际贸易理论而获诺奖的克鲁格曼真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

　　主张压迫人民币升值者声称人民币被低估了２０％到３０％。那些炮制这些数据并深谙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博弈之道的学者们当然明白，基于购买力平价模型而得出的数据受制于各种变量的制约，而现实中，这些条件在反复变化。

　　同时，一国的汇率水平更应该取决于其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受迫于外部势力的升值或贬值甚至会威胁一国的经济主权。

　　日本留下的前车之鉴不可谓不深刻，中国政府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当年日元升值不但没有改变日本贸易顺差的格局，反而催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为了防止泡沫进一步扩大威胁整体经济，日本不得不收紧货币，却促使了楼市、股市资金的恐慌性出逃。１９８９年泡沫破灭，并传导到金融业甚至制造业，造成了之后二十年的衰退。

　　当然，克鲁格曼先生和美国的那些议员们已经“记不得”日本的例子了。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强大的外汇储备和巨大的贸易顺差、疯狂的房地产价格，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所面对的经济环境如出一辙。

　　然而不同于日本的是，中国还不具备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人民币也不像当时的日元已是国际储备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中国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远不及日本当年。

　　当前，全球经济的复苏仍然脆弱。一旦中美两个大国间爆发贸易战，将经贸关系政治化，必将戕害全球经济复苏进程，这对谁都不利。

　　越是在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越应当保持冷静头脑，这亦是对政治智慧的考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界，都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世界经济和贸易问题，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