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震到雪灾，从大旱到台风，自然灾害给我国带来的损失触目惊心。关于建立巨灾保险的呼声越发强烈，然而时至今日，仍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其中到底有何掣肘？

“大数法则”不灵了

“商业保险定价和运作的基础是’大数法则’，但巨灾保险打破了这一基础，一个灾难可能会吞噬掉一个保险公司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保费，靠个人缴费，商业保险公司单独运作肯定行不通”，南开大学教授朱铭来在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巨灾风险，国际上通用的规则是，一定要有政府相关的配套政策实施和国家财税的扶持。”

但目前，政府介入巨灾保险制度仍处初级阶段，体系建设存在一些分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些分歧包括，政府在巨灾保险中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应作的工作；相关政府机构部门间的协调；政府和保险公司间保险责任的划分；巨灾保险金的运作和经营模式；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出台等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承惠表示，中国巨灾保险体系将遵循“国家主导、统一设计、市场运作、梯度推进”的原则。这意味着巨灾保险的推出牵涉甚广，其推出或将耗时良久。

全民救助模式受依赖

事实上，巨灾保险作为是一种“事先准备”，它还面临着另一种救灾模式的隐性竞争。

巨灾之后，面对大范围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灾区重建的压力，我国往往采取财政紧急拨款、各界募捐的方式。它们在巨灾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起到了事实上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救济功能，这实际上和保险的理念存在相通性，而且事实证明，这种举国救灾的方式在中国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进而形成路径依赖。

“在公权力实施有效、政府救灾能力较强、社会捐助踊跃的状况下，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就被削弱了”，朱铭来表示，“而且，与全民救助相比，巨灾保险需要繁杂的政策、艰深的精算技术和各种规范法律来配套。”

但朱铭来同时指出，虽然表面看来，全民救助有一定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但长远来看，巨灾制度的建立仍是必须的。一方面，经济存在周期性和波动性，目前中国处于政府和公民收入快速积累的阶段，灾难来临时，政府和社会有余力和意愿实施救助，一旦经济陷入衰退和低迷，就可能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另一方面，全民救助在救灾中可能效率很高，但在灾后就会出现剩余资金处置、管理等问题，救灾资金的运用效率受到限制，并可能滋生腐败。此外，巨灾保险制度还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发行巨灾债券、海外再保险等方式将风险分散到国际，近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出现地震、火山等灾害，巨灾保险可以凝聚全球力量共同应对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