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公里”，在水利领域一般指的是小型农田水利。由于国家对“小农水”的投入少、欠账多，加上农民缺乏投入能力和积极性，“最后一公里”的梗阻问题成为了制约农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未来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而土地出让收益中的10%将被用于农田水利建设。随着水利投入的成倍增长并流向农村，“小农水”面临着另外一个“最后一公里”问题：大量的资金如何能够有效使用？

对于大中型水利工程的投资和建设，政府和企业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投融资机制也比较成熟。而由于投资主体不明确、设施产权不明晰、用水制度不完善和管护编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小农水”的建设显得复杂许多。

农村改革之前，农田水利的投入基本是依靠农民投工投劳。实行“大包干”之后，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大量地从农村流出。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农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政府公共财政退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企业更是没有兴趣进行投资。农民往往只能通过自己购买小型水利设施和打机井等方式，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用水需求。

近年来，随着中央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包括对农田水利的投入)，新的问题产生了。比如，作为替代“两工制度”的“一事一议”方式遭到质疑，有学者认为这种筹资筹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交易成本大、达成协议难和监督成本高等诸多问题。

早在2009年，全国人大调研组关于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也指出，由于投入渠道分散，运行环节繁多，造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难以形成合力，不利于按照统一规划进行实施，项目监督和评估难度加大，行政成本增加，重复建设和管理主体缺位的情形并存。

也就是说，小农经济在面对大规模资金进入时，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组织结构和动员体制，从而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并最终确保农民受益和农业、农村发展。

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的精神，农田水利投入将形成以财政资金作为主导、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和社会投入的机制。在这样的“新机制”里，最核心的部分可能不是财政资金，而是农民的主体地位。如果忽视了农民对于农田水利项目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不尊重农民的意愿，一味“自上而下”地搞水利建设，只会催生一个又一个“政绩工程”。

当然，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明确国家、集体和农民的责任和权利。比如深化小型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大力扶持以农民用水户协会为主的农民用水合作组织，调动农民用水、管水和加强水利设施维护的积极性，加强公益性的基层水利管理机构和技术服务组织建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