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大成为很多地方官的一块心病。早在两年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曾在上海市“两会”上感叹：“有些同志和我讲，上海现在的钱多得用不完，我来上海之后感觉钱是很多，但我随后发现上海财政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没有我当初想的那么好，上海各类财政支出的压力很大。”

除了民生支出外，地方建设资金来源困难也折射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和“财政包干”的结果。以上海为例，上海市市长韩正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按照规划，上海的轨道交通1—13号线，总里程350公里，预计总投资2380亿，政府至少要拿出35%、近833亿的资本金。在已经将1、2号线的回收资金平铺用于新开工的线路项目资本金的情况下，现在只到位近700亿元，还有200亿元，我也不知道钱从哪里来。”

根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在52%左右。

项怀诚坦言，财政转移支付这一套世界上都通用的办法在中国要继续实行，而且要加强，这样就涉及到改革的理念：中国财政体制是相对集中比较好，还是相对分散比较好？

“其实这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主张相对的分散，那么你中央财政就不要集中52%，集中度不是绝对的，在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你是相对集中比较好还是相对分散比较好，就是要作出这样的判断。”项怀诚表示。

目前有经济学者指出，中央财政对财权的集中是导致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镇政府(分税制只涉及中央与省级政府)推行“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的根源。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一位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地方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一级政府唯一值钱的就是土地资源，如果把土地价格炒高了一方面能够以公开出让方式来获得政府收入，另一方土地价格炒高能够作为抵押品从银行进一步融资，这是县乡镇地方政府获得资金最有效的办法。”

地方或拥有更多地税自主权

“十二五”期间，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被写入中央的“十二五”规划建议稿中，这势必会对1994年我国进行分税制改革后所形成的现有财税体系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因为财税改革将不仅涉及税种、税率的调整，其深层次的问题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如何就财权、事权进行再分配。

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这些也已经被写入财政部的“十二五”规划。

但也有观点认为，在中国的县一级政府应该拥有更多的财权才能更好地行政。项怀诚认为，要想使得中国每一个县都可以自给自足，这个改革的方向不可取。

项怀诚认为，今后改革的方向，要使得基层财政的自身生产能力逐步得到加强，特别是让县级财政有更多的发展。按照国际经验，财产税一般来说都是归地方所有。

据了解，财政部已经明确表示，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进一步增强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安排使用收入的自主性、编制预算的完整性和加强资金管理的积极性。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培育地方支柱税源。

不过，项怀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是不大赞成在中国还要成立一个地方财税体系，我认为是‘适当’加强地方财税的力量，这对各个地方的积极性是有好处的。”

谢旭人则撰文指出应该赋予地方财税更多的“自主权”，他认为，中央集中管理中央税、共享税的立法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等，以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记者　谈佳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