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初期，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常委秘书长，他是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中的一员。但由于"左"倾错误的推行者李德、博古的独断专行，周恩来与之存在分歧，只分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处于从事实际工作的辅助地位。湘江战役之后，面对红军遭受的严重损失，党和红军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不满不断滋长，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形势的发展已将周恩来推向处理危局的中心地位。
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领导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长征开始后，他向张闻天、王稼祥做工作，得到了支持，增强了同"左"倾错误斗争的力量。为了挽救党和红军，过了老山界之后，他们对错误的军事领导进行批评，并就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行军方向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毛泽东等人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1934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是在周恩来的实际主持下召开的，这就开始改变"左"倾错误领导独断专行的局面，使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得到充分发表。毛泽东的意见虽然遭到了李德的坚决反对，会议未能形成正式决议，但因得到了周恩来的有力支持而被采纳。会后，红军改向贵州前进。通道会议后不久，党中央于12月8日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行军方向和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主持会议，同"左"倾错误领导公开决裂，坚决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并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这一意见也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作出了忡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决议》。这表明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已经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的控制，正在回到毛泽东等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们一边。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猴场会议。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不仅就战略方针作出部署，还就组织领导作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改变了以往由李德、博古主持下"三人团处理一切"的状态，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长征初期的最高领导集体"三人团"已名存实亡，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周恩来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至此，举行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与博古强调客观原因的态度迥然不同，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和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以坦荡的襟怀主动承担责任，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也尖锐地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领导中的错误。作为"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是会议上最早批评"左"倾错误的同志，他的发言不仅对与会同志认识"左"倾错误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也为张闻天发表副报告和毛泽东等人畅所欲言铺平了道路。
在倾听了与会同志的意见后，周恩来在会上再次作了重要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毛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举荐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领袖。周恩来的发言，紧紧抓住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即改变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问题，并以坦荡的襟怀提出由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担任领导，反映了全党全军的共同心声，赢得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就组织领导作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的决定，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使中国革命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中终于找到了能够领导革命胜利前进的领袖。毛泽东曾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所以开得很好，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遵义会议结束后常委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4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周恩来与朱德、王稼祥联名签发了电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5日，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前敌司令部命令》。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取消毛泽东在红军中的职务后，毛泽东第一次以军内职务签署的作战命令。此后，围绕进攻打鼓新场敌军据点问题，毛泽东与大家发生意见分歧。后来经过周恩来的努力工作，又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3月11日，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四渡赤水，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但是有个别人对党和红军领导仍然存有怀疑和不信任。5月12日，中央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更不能产生动摇"，严肃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党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展开了尖锐斗争，这也是对刚刚开始形成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严峻考验。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坚定地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一边，对张国焘作了大量的争取和说服工作，之后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率领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样、彭德怀、林彪"五人团"，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1936年12月7日，改组后的中革军委重新组成，在新的军委中，毛泽东担任主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成员进入军委主席团，这表明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在军事领导方面初步形成。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先后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和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推动中国革命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巨大影响和党内许多同志存在着迷信共产国际指示，轻视中国革命实际的倾向，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全党公认还存在着障碍，还需要有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周恩来则为此作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周恩来在《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明确昭示全党："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是革命斗争实践中科学认识的结果，是追求真理的必然结论。周恩来又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和评价，代表了全党对毛泽东这位党的领袖的信赖和拥护，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不久，党的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载入党章，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为主席。
从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决然同"左"倾错误决裂，实现了由改变"左"倾错误领导到确立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确领导的顺利"转承"。他力荐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和走上党和红军的直接领导岗位，真诚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并初步形成领导集体。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和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促进了全党认识的统一，使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在党的七大正式形成。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周恩来为之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周恩来说毛泽东"是我们的一面旗帜"，而他自己正是科学认识、自觉高举、真诚维护这面旗帜的走在革命队伍最前列的排头兵。
（新华网甘肃频道2006-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