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当年的中央苏区，走近红军长征出发前的那段历史，听听文史工作者的讲解，看看党史研究者的文献，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长征虽然是一次被迫的突围转移，但并非是在敌人的飞机大炮面前，“左”倾冒险主义者仓促决定的。

正如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所说，“这次战略大转移对当时的领导核心来说，是早有准备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李德作为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前夕，这位德国共产党员又成了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一直执掌着中央红军的指挥大权，而伍修权一直担任李德的翻译。

长征的酝酿，经历了一个艰难而较长的过程。

“左”倾错误殃及中央苏区　鼎盛局面急转直下

众所周知，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短短一年间，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苏区迅速扩大。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并宣告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作为红色首府，更名为“瑞京”。

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刘良说，1933年二三月间，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一胜利不仅巩固了中央苏区，而且打通了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表明，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在迂回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是符合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实际、独具中国革命战争特色的军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人民军队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宝贵产物。

到1933年8月，中央红军辖有一、三、五、九军团，达10万人；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也进入了鼎盛时期。

面对迅速扩大的红色区域和日益强大的红色政权，国民党反动集团非常恐慌。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50万军队，分北、西、南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

但是，由于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继续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从1930年11月起，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六届五中全会三次会议，相继解除了毛泽东在党、红军和政府中的领导职务，“左”倾路线错误领导完全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

由于放弃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红军被错误地指令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以期“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主力红军遭到重创，中央苏区日益缩小。

中央苏区岌岌可危 中央书记处密酿转移

1934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的南北门户洞开，国民党军直逼中央苏区腹地。

5月下旬，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参加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第五次“围剿”已经完全没有可能，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但是对什么时候突围转移、向何处转移、突围转移的行动计划和路线等重大问题，都没有讨论结果。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决定。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但对共产国际的电复秘而不宣。

随后不久，为了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博古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筹划红军主力突围转移重大事项，在兵员、物资、军事、舆论、组织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

李德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记述道：“八月计划预定突围时间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此外，从华南地区的地理气候上来考虑，这也是行军和作战的最有利的时间。”

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研究陈列部主任张小平说，有史料表明，10月7日，由我党秘密工作者获得的一份国民党军将向中央苏区发起总攻的情报送达瑞金，周恩来等人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意识到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已经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于是决定提前进行突围转移。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撤离瑞金云石山，向于都县集结参加长征。

（新华网瑞金8月1日电 记者余孝忠 陈春园 沈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