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一带的进攻被苏军击溃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肃清，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还苏联，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64]
读这篇旧文，看今日历史，尽管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变故，今天俄国人对日本北方四岛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让。联想起同样取得抗战胜利、以仁爱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国，今天竟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与日本人没完没了，令人扼腕感伤。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共产党是在长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认识并学会“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瞬间就背信弃义的本性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残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国不宣而战的“狼”性。因此，斯大林与之讲话时便用直截了当的“狼”语。小蒋可能听不懂，老蒋不可能听不懂，[65]日本人与丘吉尔一样，更不会有任何误解。
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而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在本土上反对英国对南方叛乱的支持，可在中国的政策却是“趁它存在之时去获得一切可能的让步，同时遵循一种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不惹怒任何未来的帝国统治者的方针”[66]“最后谁统治中国，它就同谁打交道”。[67]1856年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美国国务卿报告中一语交底：“长期的经验证明，西方的逻辑往往不适用于中国人”[68]。一方是“仁者爱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坚船利炮，正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逻辑不通，近代中国与西方打交道时就总是吃亏。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先生对此解释道：“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69]19世纪美国对华官方文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1869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菲什给美国驻德大使班克罗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对华政策交待得很清楚：“为了实施条约，必须进行另一次战争。条约所包含的特许权是用武力从该帝国政府夺取的。”[70]尼克松说得更明白，“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里以外，是听不见的”，[71]而不管这种声音是善还是恶。
不谙于“狼”语，在“与狼相处”时，人一定是要吃亏的，而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则一定是要吃亏的。不要说初入政界的蒋经国，就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忘记了“狼”的母语，其国家灾难亦不可避免。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卡特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1977-1981）。“这位美国总统虽然在佐治亚州有很好的政绩，但对如何掌控世界头号强国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准备。他身处核子时代，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历练”；“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时机”。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当时苏联攻势逼人，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写道：“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72]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仅扭转了美国的颓势，而且与乔治·布什政府连手一举击败与卡特一样满口“人权”却不谙“狼”语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导致苏联解体。
总结这份国际斗争的经验，重温列宁对共产党的忠告，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步入资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资本风险的国家，而资本的本质是绝对赢利，但资本如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它又绝对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苏联共产党忍痛与德国签订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为苏维维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布哈林同志很长时间想不通。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重义轻利且不注重军事工作，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73]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74]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毛泽东用实力说话，最终将美国定格在“三八线”以南。最后，毛泽东还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现实主义语言与尼克松谈判，几天就确定了——当时中共党内也有许多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左派”同志对此想不通——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先生。与商人打交道，就要学会商人的思维，第一代苏共领导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维，并由此在资本世界中大获胜利；戈尔巴乔夫不学也不会这种思维，并由此丢掉了国家。现在这种考验开始落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只知道保持传统美德，而且更要认真领会列宁同志“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的忠告，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资本世界打交道时，仅有善良老实的东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时也要学会他们的“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的思维样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75]，有了猎枪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使用，更不能没有猎枪。不然，在国际斗争中真的与“野心狼”周旋起来，我们就会像东郭先生那样总是吃亏。这里我认为绝对有必要重提被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亲爱的战略家”和他必须依赖的“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76]的美国海权之父马汉那句可被作为中国未来军事斗争借鉴思想的名言：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77]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无情，变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78]在国际关系中，只知道义而不知应变的反霸，其结果只是斯巴达克式的殉难；而只有应变能力而无道义的国家，其结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还成为“东条英机”式的笑柄；而拥有道义力量，同时又具备多种应变能力的国家，才能最终崛起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既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国家维护其战略利益必备的外交知识。
注释：
[1]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渡海侵入并征服英国，自立为英王，称威廉一世。他没收大量土地，迫使全国领主效忠于自己，并编制《末日审判书》，以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和剥削。
[2] 威廉二世（WilhelmII,1859-1941）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1888-1918），威廉一世之孙。任内对内专制对外扩张。制定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战略。1897年派舰队强行占领中国胶州湾；1898年力图通过建巴格达铁路在近东伸长势力；1900年7月，出兵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参与瓜分中国领土的竞争；1905年、1911年，制造摩洛哥危机，与法国争夺在摩洛哥的殖民权益；多次插手巴尔干事务，加深德国与英、法、俄等国的矛盾。1914年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逊位，逃亡荷兰。著有回忆录《1878—1914年大战爆发时的事态》等。
[3] 腓特烈一世（红胡子，约1123-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2-1190；1155年加冕）。1152年3月在法兰克福当选为德意志国王。腓特烈企图以政治手腕实现对欧洲支配。自1154年起多次侵入意大利，焚毁米兰城。1155年6月18日罗马教皇为腓特烈加冕。1158年腓特烈发动第二次意大利战争。包围并征服米兰，召开龙卡利亚会议，确定皇帝权利，剥夺各城市的自由。腓特烈用从意大利征收的税金召募雇兵。1159年枢机主教罗兰特当选为教皇，腓特烈拒绝承认。1174年，腓特烈进行第五次意大利战争，为伦巴第联盟军所败。1789年腓特烈号召并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侵，1190年于途中溺死于小亚细亚。1940年12月8日，希特勒正式发布了进攻苏联的第21号指令，并以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巴巴罗萨”作为这份作战计划的代号。
[4]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0 )，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5]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6]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7]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8]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9]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0]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19页。
[11]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2页。
[12] [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13]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4]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业社会的专利。在此之前，人类历史刚刚经历过从四大文明古国为辐射源的农业全球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于强势地位的农业国家和民族最终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农业国家和民族，由此使农业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农业霸权国家依其高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农业资源（土地、人口、技术等）在其创造的贡赋体系中，吸吮其他弱势国家的资源。其他民族也曾对这种农业全球化浪潮进行过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这种抵制也曾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冲击，比如公元10世纪中亚游牧匈奴人对欧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纪游牧蒙古人对欧亚大陆农业民族及其王朝国家的冲击，其结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这些征服民族无一例外地被农业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资本主义在大不列颠岛的成功登陆，使原来被束缚在封建农业王朝中的手工业技术在资本的魔杖下释放出来并在资本的调度下创造出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正如中古时期的封建主义生产力以其农业技术优势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农业民族一样，近代资本主义以其工业技术优势征服了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民族等非工业民族：资本使城市市民变为最初的资本家，使封建的行会组织变为工场手工业，使封建地租变为利润，一句话，原先存在于农业王朝中的一切经济要素，如不转变为资本要素，就会被资本所溶化和吸噬。资本一旦出现，它就开始向世界漫流，资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 这个被现代人称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本质上就是资本全球化的过程。参见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关于“农业全球化”的讨论，还可参阅彼德•••A•考克莱尼斯(Peter A. Coclanis)：“来自过去的教训——历史语境下的农业全球化”，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5] “薄弱环节”， 套用斯大林用语，意即工业全球化一定要在农业全球化链条最薄弱的环节获得突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16]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
[17]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18]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
[19]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20] “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页。
[2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2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3] 1798年后，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24] [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5] 与苏联人有长期交往经验的蒋介石明白这一点。1938年1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直到1962年他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长希尔斯曼谈到他将对中国大陆的“单独行动”意图时仍强调：“只要中国国民党在长江以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苏联人就不会干预。”来源：“中央情报局局长希尔斯曼致国务卿腊克斯克备忘录（华盛顿，1962年6月18日）”，详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页。
[26] 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页。
[27] 欧文·拉铁摩尔，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28] 参见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29，案卷：11：“苏联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与拉铁摩尔谈话记录”。转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页。
[29] 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30]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75页。
[31] 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
[32] 就在印度在北方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 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 “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 “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潘尼迦最后得出结论：“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详见潘尼迦著，德隆等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2、81、87-88、87、89页。）
无独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发表的《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 参见，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3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页。
[34] 1954年9月8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1955年2月19日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62年7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1967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1977年6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35]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6] 最早的罗马城是通过联合，归并附近村落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后来得名为罗马的那块地方，是与伊达拉里亚和萨宾人为界的一个拉丁姆最北部的居住地。约公元前1000年，这里连绵不断的山丘出现了原始村落群。公元前8-7世纪，各村联合为七丘同盟，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帕拉丁。后来又并进萨宾的部落，在卡匹托里亚建立共同的城堡。及至公元前5-4世纪，阿芬丁又合并进来，居住地的四周建筑城墙，排干沼地，开出了广场，这样就逐渐形成早期的罗马。
[37] 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表决结果批准从俄国手中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英国驻华盛顿公使向国内报告说，这项条约是美俄联手挑战英国权势的一个信号。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38]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39]“渡过卢比孔”（cross the Rubicon），出自恺撒抢渡卢比孔河的典故。恺撒（公元前100-前44年）是古罗马统帅和政治家，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政治联盟。曾率军征服高卢（今天的法国），两度入侵不列颠，屡建奇功。公元前49年初，元老院与庞培联合，意图解除恺撒的军权并召之回国。恺撒致信给罗马元老院，表示愿意和庞培一同放弃兵权，但如果庞培保留兵权，他决不放弃兵权，否则就兵戎相见。元老院立即宣布恺撒为人民公敌。一场内战不可避免，恺撒迅速率军南下，于公元前49年1月10日抵达意大利边界的卢比孔河边。望着滔滔流水，恺撒停了片刻。因为他知道，渡河后就意味着对罗马宣战，结果是无法预料的。作为罗马帝国的英雄，他不愿看到国家陷入纷争。但同时他又别无选择，因为罗马元老院不但要撤他的职，还要置他于死地。恺撒把阴谋告诉了部下，他们一致宣誓要跟他回国讨还公道。于是，恺撒说出了一句俗语："骰子已经掷了，就这样吧！"就带着他的部队渡过了卢比孔河。恺撒的迅速和出其不意，令元老院和庞培惊慌失措，因为他们还没有作好迎战准备。庞培1月18日即率领一批元老及执政官逃离罗马。人民知道恺撒渡过了卢比孔河，都纷纷出城欢迎归来的英雄。恺撒占领了罗马，成了罗马的最高执政官，接着出兵西班牙，经过40天的战斗，迫使庞培在那里的军队投降，并于公元前48年6月彻底击败了庞培。后来人们就用“渡过卢比孔”（cross the Rubicon）来形容人们办事时的义无反顾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决心。
[40] 这里借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标题，反指俄国后来存在的与当年左派幼稚病相似并导致苏联解体的右派“幼稚病”。
[41] [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42] 参阅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43] “百日王朝”，拿破仑一世第二次统治法国时期的称谓。拿破仑1815年3月1日从厄尔巴岛逃出后，20日重返巴黎，到6月22日被迫退位，约百日之久，故名。
[44] 英美1794年“杰伊条约”， 参见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页。
[45] “威尔逊致麦库克，1897年12月5日”，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46] “彼得大帝曾经说过，俄国人在远东只有两种选择：‘打仗或贸易’”。见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著：《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
[47] 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页。
[48]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49] 转引自[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7页。
[50]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1059页。
[51]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
[52] 参见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页。
[53]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54]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55] 18世纪至1854年佩利迫使日本开国，日本沿岸遭西方人不同程度的冒犯近30次。
[56] 佩利，（也译“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军官。1837年任“福尔敦号”军舰舰长。1847年参加“美墨战争”。继1853年率领美国舰队至日本之后，1854年又率领10艘军舰停泊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口通商。
[57] 1868年起开始明治维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并“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他们实现陆军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页。
[58] 明治维新后“军事工业和纺织业是日本大工业的重点，军事工业的发展尤其迅速”。 详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第89页。
[59]详见[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60]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61]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62] 如果有人认为战后日本右翼的狼式思维有了很大的进化，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表态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遗族会马上回应说：“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的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此后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场讲演，并汇集成册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在这本书中第一章“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说：“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弱小而对历史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朝鲜和中国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了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日]历史研究委员会编，东英译：《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这是典型的狼式逻辑和语言：狼吃小羊是羊的过错，谁让你这么弱。如此推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是正确的，谁让你打不过美国。日本右翼打了100年，战败后经过50多年，狼语一点不改。
[63] 《苏日中立条约》，1941年4月13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订立。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时局处理要纲》，欲乘纳粹德国横扫欧洲、英、法败退之机，武力南进，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苏联为加强西线战备，也希望改善日苏关系。1940年12月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奉命向苏联表明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图，但苏联只同意订立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3月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4月归国途经莫斯科，7日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展开缔约谈判。13日双方订立《日苏中立条约》，规定：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缔约一方若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等。作为该条约附件，附加日苏分别承认蒙古与伪“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声明。《苏日中立条约》的订立，解除了日本大举南进的后顾之忧，加快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步伐。条约内容参见王绳祖等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12-813页。
[64] “告人民书”，《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439页。
[65] 1942年8月1日，面对东受日本重创南有滇南吃紧的形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古训‘克己复礼’与‘忍让为国’者，乃对内之道，而非对外之言也。”蒋介石在参加开罗会议期间以丘吉尔为例多次谈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点。1943年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盖以日本来余与邱吉尔氏相见，已有四次。认定其乃为一现实的英国式之老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于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11月30日，他进一步写道： “以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人决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此于美国之主张亦决不肯有所迁就，作报答美国求援英国之表示，其于中国存亡，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转引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24页。
[66] “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国务卿马西的报告”， [66]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
[67]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
[68] “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国务卿马西的报告”，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
[69]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页。
[70] 参见 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
[71] 裘克安等译：《尼克松回忆录》（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页。
[72] 参见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431、432、433页。
[73]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页。
[74]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75] 乔羽词，刘炽曲：《我的祖国》。
[76] 阎文广、方生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
[77]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页。
[78]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
（张文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