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调控成绩不俗
日渐成熟的宏观调控，加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我国经济五年来表现出不俗的成绩。
一是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这不仅为做大经济总量提供了“增速保障”，而且也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业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和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奠定了“增速基础"。
二是经济效益持续改善，各类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幅提高。同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国家调控经济和转移支付的能力得以进一步增强。
三是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回升。2004年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6.8%，2005年增长6.2%，2006年增长7.4%，2007年首季农民收入增幅达14.9%，首次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幅。
四是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循环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得到一定转变。
五是节能减排取得初步成效，环境保护的约束力明显增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六是重视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
十六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发展成绩，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这必将为今后的经济调控提供丰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新调控面临新挑战
无疑，五年来的宏观调控是卓有成效的，不少经验可圈可点。但是，宏观调控还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首先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求宏观调控措施和政策要科学，另一方面要形成中央与地方协同落实的体制机制。应该说，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长远利益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具体落实宏观调控措施过程中，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进而使一些宏观调控措施难以真正到位，比如，房价控而不下、节能减排成效有限、环境污染难以真正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减等现象的存在，都是由于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而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结果。换句话说，要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必须大力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彻底厘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改变目前存在的“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现状，进而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两个积极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上头热、下头冷”的“一厢情愿”。
其次是如何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借助好市场机制的力量，进而防止过分强调行政手段、计划手段和中央权威而导致的“旧体制复归"。实际上，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许多资源配置扭曲和经济结构畸形是由于价格形成机制扭曲引起的。由于许多靠经验和行政手段所确定的价格并没有真正反映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关系，由此引导的资源流动和使用必然难以有效优化。因此，简单地用行政方式控制物价和进行补贴，不一定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配置粗放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而难以实现宏观调控的意愿。
第三是着眼全局利益的宏观调控如何适应中国地区之间差别大且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由于宏观调控是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实施的，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许多问题比如开发区过多过滥、开工项目过多、投资增长过快等多发生在发达地区，由此针对这些问题而实施的紧缩“地根“和“银根“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造成“东部得病，西部跟着吃药“的问题。因此，如何实施差别性调控政策，针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给予不同的差别性政策，是下一步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第四是如何进一步应对国际风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进而提高宏观调控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惨痛的，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教训，提高我们应对国际不确定因素的宏观调控能力。随着外贸顺差越来越多、国际“热钱“流入流出日益频繁、外汇储备规模越来越大，我国经济平稳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我们必须加紧研究相应的宏观调控对策，未雨绸缪。
第五是如何协同好经济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宏观调控政策之间的“冲突”和“内耗”。比如，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与扩大就业之间的政策如何协调；不发达地区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与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之间如何协调；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减少出口与如何有效发挥劳动力优势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经济与解决民生问题、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等等。总之，作为一个地区发展差距如此巨大、自然资源的占有如此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未来宏观调控的难度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也将更加艰巨。
(作者 韩保江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编辑：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