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未来五年的改革发展，必将建之于迅速上升的综合国力、渐入人心的科学发展理念、走向纵深的改革开放进程，以及日益复杂的内外环境基础之上。
走过高速成长的五年，中国发展再次站到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历史起点都包括哪些内容，其对于我们今后发展意味着什么，无疑对更好地把握未来至关重要。
就此，《瞭望》新闻周刊深入采访了长期从事改革发展研究的常修泽教授、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立群研究员、金融研究者何志成先生等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四点共识。
起点之一：五年翻番的GDP总量
五年来翻了一番的GDP总量，使我们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这一起点，既为我们提供了转型期丰富的调控经验与教训，又为解决国内诸多发展难题提供了物质基础，增强了发展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成为中国冷静判断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基点。
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不到11万亿元；而2007年，这一标志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数字将超过23万亿元。五年间翻一番的GDP总量，既建之于上一届政府打下的坚实基础，又与新一届政府五年来“颇有心得”的宏观调控密不可分。事实上，能将一根高速增长的曲线连续四年稳定在10%左右，在中国29年的改革发展历史中亦属罕见。
站在这一新的起点，我们拥有了驾驭未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经验，积累了远远难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转型期调控心得，比如“适时适度”，比如“有保有压”，比如市场、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的灵活运用等等；与此同时，如何在流动性过剩与全球化背景下完善宏观调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还需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站在这一新的起点，中国发展的抗风险能力极大增强，并在解决国内诸多发展问题时，有了远胜于昔的物质基础：比如为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上市提供的改制资金支撑；每年多达500亿元的贫困生资助体系建设；以及2007年已覆盖全国80%县市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等；但与此同时，如何在新的物质平台上平衡百姓更多的期待，如何平衡增长波动与福利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以避免超越发展阶段的过高需求，也成为当前及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而由经济总量变动引发的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动，更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发展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起点之二：初步构建的和谐框架
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四年的实践探索，不仅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渐入人心，同时也成为未来诸多改革的出发点和约束条件；而四年的改革实践，迄今已初步搭建起涉及农村医疗、贫困生教育、低收入者住房等多重基本保障体系。
以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为起点，中国的改革发展开始进入不只追求“速度与数量”，同时更加注重“协调性与质量”的阶段。改革领域也从经济体制向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领域拓展。这既是中国29年市场化取向改革至今的自然延伸，也是对十六大“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继承和发扬。
践行四年，无论是经济自身的质量与协调性、还是经济与外部的协调性，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宏观经济连续四年保持10%左右的稳定增长、企业微观效益连年大幅回升；而连续四个“一号文件”发出的强烈“惠农”信号、“新农合”在中国农村的迅速推进、贫困生救助体系、保障性住房的高调登场等，则充分地展示了全新发展理念的现实生命力。
也正因此，颇具影响的西班牙双月刊《对外政策》在列数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优劣势时，并不讳言以下两点，即“健康的宏观经济指数和日益细致的经济政策，使中国得以保持合理的宏观经济增速；而社会指标的迅速改善，使政府具有一定的威望。”
毋庸讳言，刚刚“破题起步”的科学发展观实践探索，也将面临下一步发展的诸多挑战。
首先是经济自身的协调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目前经济增长还存在过多依赖投资，过多依赖出口等特点；而过度投资与出口的背后，则是中国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创新匮乏问题；粗放的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日益尖锐的矛盾，很可能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巨大约束。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入到体制机制和政绩评价体系层面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科学发展观绕不开的实践路径。
其次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三年来出台了大量富有针对性的社会发展举措，但绿色GDP考核体系的一拖再拖，区域、行业、城乡三大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节能减排的环境掣肘，以及必须与增加投入配套进行的体制变革一再延迟，都成为下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
这一切的背后，则是新起点上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如何协调“增长的好与快”、如何让“民生”获得真正的体制机制解决保障，而非廉价的喝彩与不可持续的拍脑袋决策等诸多难题。
此前的发展实践一再提醒我们，要让发展温暖人心，改革不仅不能回头，还必须以解决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为重点，走出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更深广的领域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