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取自《诗经》”

对于福田赳夫在中日关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符浩具有传奇色彩的外交回忆录中，有非常生动的描述：

福田赳夫在与中国客人打交道时，很爱用自己的名字来显示“中日同文、源远流长”。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在两国首脑正式会谈之前，福田递给邓小平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几个字，并自豪地说：“我的名字就是取自《诗经》这一句，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一位随行的外交官说：“这句诗的意思是说，阁下乃国家栋梁也。”福田听后，哈哈大笑。

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福田赳夫1976年12月走马上任后的头等要事。中国《党史博览》曾刊登文章称，福田赳夫上台时，恰值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领导人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

1978年1月21日，福田赳夫在国会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因此，我本人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从3月开始，福田赳夫就在自民党内从事统一认识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党内以滩尾弘吉为首的“慎重派”。5月，自民党内的“慎重派”大部分人员，转而支持恢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8月8日，福田首相派园田外相访华。经过会谈，双方就两国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意见。8月12日下午7时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两国举行了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与此同时，坐在首相官邸电视机前的福田赳夫，收看了当时的情景。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1972年2月21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椅子。签字仪式结束后，福田赳夫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记者，幽默地说了一句：“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随后，邓小平访问日本。福田在首相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在致祝酒词时，他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但到了20世纪，却经历了不幸的苦难。”讲到这里，福田赳夫脱离讲稿，突然冒出一句：“这的确是件遗憾的事情!”对于福田的这句话，在场的日方译员没有翻译。不过，这话还是被记者捕捉到了，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宴会结束后，有记者就此追问福田，他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原稿字小，有几处不能读。”

“亲华”、“媚中”？

“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在谈及福田康夫对华政策立场时总是充满火药味。

但福田康夫并不顾忌这些日本右翼分子。9月15日，福田康夫举行新闻发布会，除了正式宣布参加9月23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外，他还公开宣布，如果当选，在任职期间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你会做你朋友不喜欢的事情吗？不会的，是吧？”福田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一样。因此，没有必要去做那些另一方不喜欢看到的事情。”

在日本外务省，有一个“中国派”时常成为日媒体关注的对象。有媒体报道称，福田与外务省的“中国派”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他和“中国派”重要人物、原驻中国大使谷野作太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是“日比谷高校”的同学，而在外务省也曾有一个“日比谷高校帮”，他们中有很多人都与“中国派”有关。

日本媒体还说，最近几年，福田康夫一直担当着日中关系“沟通者”的角色。他与中国前驻日大使武大伟的关系十分密切，与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王毅之间也有20多年的老交情。2003年8月访问北京时，他还和王毅“离群而行”，一起去王府井品茶。

专家认为，仅凭这些，日本右翼就给福田康夫戴上“知华”、“亲华”、“媚中”的帽子，显然过于夸张。事实上，福田康夫是个标准的自民党人，跟他的父亲福田赳夫一样，都是现实主义者，并非纯粹的“亲华派”或“媚华派”。只是随着政治阅历的增加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增强，福田康夫的政治平衡感比小泉和安倍等人把握得好些而已。

所以，日本的政治分析家们更倾向于认为，福田康夫任首相后，其对华政策会更加地灵活与机动。

(来源：《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