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1949年冬天，参加开国大典后的邓小平，和另一位四川老乡刘伯承，率刘邓大军向大西南挺进，以横扫千军之势，肃清了国民党在西南的残余势力。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成为主政大西南的地方大员。
从主政大西南到九回四川
小平同志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四川故土。作为主政大西南的地方大员，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接管城市、征收公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修建铁路、支援抗美援朝、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和平解决西藏……他无暇回广安看看，只是在领导西南土地改革运动时，写了封信给广安县政府，要求把他家所有财产分给农民。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邓小平最能体会四川的交通困难。重庆解放刚一个星期，小平同志就在西南局的会议上提出修建成渝铁路的建议。1950年6月，成渝铁路开工。历经两年，1952年7月正式通车。小平同志出席通车典礼后，才离开了四川回京。主政大西南的短短两年多时间，是小平同志一生中少有的一段直接在家乡工作的经历。
小平同志调到中央工作以后，担子更重，工作更忙。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他先后9次回过四川。然而每次来去匆匆，因公务繁忙，他始终没有回广安老家。
1958年初，小平同志专程到成都筹备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任国务院副总理，石油工业是他分管的重要工作。自从得知四川勘探出石油后，他就一直想回来亲眼看看。2月1日，正值农历腊月中旬，四川的天气阴冷潮湿，小平同志乘火车、换汽车、踏泥泞，来到黄瓜山气田。气田党委书记把从黄10井采集的两小瓶油样送给小平同志作留念。小平同志仔细端详着，动情地说：“我总算看到家乡的原油了！”
1980年7月，小平同志在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成都视察农村沼气建设。看到用沼气发电，灯光明亮，小平同志很是高兴，关切地问：“能不能搞快一些？3年实现全省沼气化行不行？”杨超说，3年恐怕不行。小平同志紧盯着问：“3年不行，5年怎么样？”“四川要搞快一点，先‘化’起来，这对于指导全国农村能源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两年后，小平同志又陪同外宾来四川参观访问。他对外宾说：“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
川音不改、川土难离，小平的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
在广安，见过小平同志的只有几个人
自从小平同志离开老家后，在广安，见过他的人，除了他的舅父舅母，还有邓欲治、黎仁海、张家义、罗国兴、王洪峻和王仁全6人。他们当中，依然居住在广安的，只有邓欲治和张家义两人。
1978年1月31日，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接到四川省委打来的电话：“中央有位首长来四川视察，县委的同志可以带点土特产过来。”邓欲治心想：是不是小平同志来了？虽然一时不能确定，他还是带上了小平同志爱吃的家乡特产：数十斤白市柚、锦橙广柑和4箱广安大曲酒。2月1日下午两点，邓欲治和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黎仁海、驾驶员张家义，开车从广安出发，于次日凌晨5点到达成都金牛宾馆。
一进宾馆，邓欲治就看到了当天的《四川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有关小平同志的消息：“新华社1月31日电：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结束对友好邻邦缅甸的访问，今天下午抵达四川省府成都。”
“太好了，小平同志就在这里！”邓欲治当即和同事商量：能不能见小平同志一面，请他回家。得知小平同志要在宾馆广场接见工作人员，他们灵机一动，混进了被接见的人群中。见到了邓小平，但他又不敢开口。“小平同志日理万机，我们是县里面的一般工作人员，他会接见吗？”还是黎仁海胆大，他跑到邓小平秘书跟前说：“我们从小平同志家乡来的，想单独见见小平同志。”秘书答道：“现在还没空，等一等吧。”他们以为这是客套话，就怏怏地回房了。
没想到，吃过午饭，正在休息的邓欲治突然被叫醒：“快点准备，小平同志下午4点接见你们。”邓欲治反倒有点不知所措了：“见了他老人家，该说些什么呢？”他再也睡不着，把带来的汇报材料看了又看。
下午 4点，工作人员把他们领进宾馆会客厅。过了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妹妹邓先芙、夫人卓琳一同走进来，笑容满面地说：“大家随便坐！”邓欲治便隔着茶几，在小平同志旁边坐下：“我们受县委的委托，代表县委和全县人民向敬爱的小平同志问好！县委派我们来看望小平同志，顺便送点水果来，表示家乡人民的敬意。”
小平同志说：“好，水果已转到我们手里，中午吃过了。”
邓欲治接着汇报家乡的情况，广安粮食总产量达到6.16亿斤，人均500多斤，分到的口粮已增加到377斤。邓小平边听边算：“我离开家时，广安人口才60多万，现在百万出头，只有6亿多斤，每人口粮才300多斤，这是原粮，不是米。米才多少斤呀？口粮很低哟。”接着又说：“报上说广安现有耕地90多万亩，人均才8分地嘛，亩产千斤也不够用。回去告诉县委，把农业搞上去，早点建成千斤县。”
见小平同志如此关心广安，邓欲治心想：看来请小平同志回家乡看看，应该不难。他趁机提出：“家乡人都盼望邓副总理回广安指示工作。”
结果出乎邓欲治的意外，小平没有说话。
站在一旁的卓琳连忙接过话：“他很忙。你们这么远来看我们，回去向县委和百万父老兄弟姊妹表示感谢。”
邓欲治有点遗憾。但他知道，“文革”刚刚结束，邓副总理要考虑的问题有很多，这次无法回家，就等下次。
“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广安县委驾驶员张家义，是唯一一个两次见到小平同志的广安人。
1986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四，四川省委来了通知：“小平同志已经来到成都过春节，要见家乡的代表和他舅父舅母。”当天下午，张家义开着一辆红色三菱轿车，和时任广安县委书记的罗国兴、副县长王洪峻、办公室主任王仁全、邓小平的舅父舅母一起赶往成都。第二天上午10点，邓小平和王震在金牛宾馆东楼接见了他们。
“好啊，我今天终于见到家乡的‘父母官’了。”还没等他们开口，小平同志就先发话了，逐一问他们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我今天特别高兴，你们年纪轻，有文化、有希望。跟其他地区相比，广安的差距还很大，群众还不富裕，一定要把广安建设好。”现在，这句话镶刻在广安市委大楼上。
在跟小平同志道别时，他们提出请他回家乡看看。王震说：小平工作特别忙，恐怕没时间。小平同志没有像上回那样一言不发，他说：“请你们回去代我们向家乡人民问好。”当天下午，大家又向卓琳提出请小平同志回家乡的请求，卓琳答：“他很忙，我们回到了成都，就等于回到了家。”
这次去成都见小平同志的，还有小平同志的舅舅淡以兴和舅妈杨凤鸣。张家义对两位老人的印象颇为深刻。“广安县委派了一名同志去请小平同志的舅舅、舅妈，告诉他们小平同志现在在成都，想见一见他们。舅舅淡以兴一听，就说：‘我在老家守了一辈子，小平怎么不回家来呢？再说，我是舅舅，他是外甥，应该他回来见我。’他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很想念外甥，和县委的同志一起到成都。”
淡以兴比小平同志大2岁，舅甥两人一起长大，是当时小平同志在广安老家关系最近的亲属。正因为这层关系，淡以兴夫妇在文革期间吃尽苦头，红卫兵让淡老汉用肘部和膝盖支撑身体，在铺满碎石的路上“爬街”。
见到舅舅，小平同志连声说：“舅舅好，舅娘好！”
淡以兴开怀大笑：“小平好，小平好！”
“过年了，给你们拜年。”小平同志风趣地拱了拱手。淡以兴猛然想起什么，在身上四处摸索，对老伴说：“走得太慌！你看你看，连压岁钱都没带来，咋办咧？”
小平同志乐呵呵地说：“免了，免了，你把钱留下，给你的孙子买糖吃嘛。”
淡以兴对小平同志叹道：“那几年（指“文革”期间），硬是把我们整惨了，你晓不晓得啰？”
小平同志说：“晓得，晓得。”小平同志问舅舅，这几年还有什么困难？淡以兴坦率地说：“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愁，就是猪肉又涨价了……”
小平同志又笑了：“我晓得。从下个月起，我每月多寄5块钱给你，好不好？”
这次见面，是小平同志离开家乡之后，舅甥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两年后的1988年春节，86岁高龄、身体已不太好的淡以兴对《文汇报》记者说：“小平今年还回不回来？他弟弟邓垦回来看我了，我想他哟！”
第三次请小平同志回老家的，则是一位广安籍的四川电视台记者，名叫郑兴光。据郑兴光的朋友介绍，1988年6月，四川自贡灯会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小平同志坐在一艘游船上，带着小孙子泛舟观灯：“你看，那是家乡的龙灯！”在一旁采访的郑兴光问小平同志：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没想过回家看看吗？小平同志摇着头说了两个字：“我怕。”
他怕什么？这个问题在毛毛（邓榕）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所交代：“我们姊妹几个都很想回家乡看看，跟他要求过好多次，可他就是不让，他自己不回也就罢了，也不让我们回去。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小平同志的长女邓林也佐证了这个说法：“我父亲说，回去这个找你办事，那个也找你办事，太麻烦。”（来源：《环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