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在深圳市罗湖区银湖路的小山丘上，有一片幽静的别墅区。这里湖水清澈，绿树成荫。进入别墅区大门，爬上一片坡地，一栋白色的两层小楼映入眼帘。这是邓小平之弟邓垦女儿的房子，1984年，邓垦从湖北省副省长的位置退休后，在这里颐养天年。

一楼客厅窗明几净，朴实优雅，东面墙壁上悬挂着一幅邓垦自己写的书法作品：“青山绿水”。身穿白衬衣、绿马甲的邓垦，此时正坐在椅子上休息。他看上去和小平同志有几分相像。唯一不同的是，他个子很高。

见记者进来，老人站起来迎接。他整理好自己的助听器后，和记者握手，用浓厚的四川口音连续说了几个“欢迎”：“我听力不太好，但记忆力很好，经常想起儿时和小平在一起的日子”

“我们都遗传了母亲的骨气”

在邓家，邓垦排行老三。1911年他出生的时候，取名邓先修。那时，姐姐邓先烈9岁，哥哥邓先圣7岁。后来，哥哥改名“希贤”，再改名“小平”。

“在我的心中，父亲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旧社会人。”邓垦回忆父亲邓绍昌时这么说。邓绍昌晚清之际毕业于成都政法学校，在广安县协兴乡教了几年书之后，当上了乡团总和县团练的局长。当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正在四川兴起，邓绍昌加入了以反洋教、保路为宗旨的民间帮会“哥老会”，成为协兴码头的“当家三爷”，后升任“掌旗大爷”。辛亥革命期间，广安建立革命军，邓绍昌加入革命军，当上了新兵训练营营长。

在邓垦出生后的几年里，邓绍昌因不愿与当地的“乡匪”同流合污，受到排挤，其团练局长一职被撤，他不得不抛下家小，到重庆“避祸”。

家里的重担落在了邓母淡氏的肩上。“母亲是个很有骨气的人，小平和我都有母亲的这个遗传。”邓家有40亩土地，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但父亲“避祸”后，家中渐无积蓄，生活日益困难。淡氏的娘家是广安一带的名门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带着儿子邓垦去外婆家，这是邓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离开时，淡氏向父母提出，带点肉回去给孩子们吃，谁料遭到父母拒绝。从那以后，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淡氏都坚持养猪。

当时，邓家和一个姓刘的地主家，曾有些来往。邓绍昌不在家，遇到一些事淡氏便请刘家帮忙。“那时逢年过节不是要写春联吗？刘家地主有文化，能写会画，我们就买了红纸，请他写春联。可这个家伙很坏，写了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姐姐都不识字，不知道啊。小平发现后很生气，立即把春联撕掉，自己去买红纸重新写。那时他还很小啊，10岁上下的人！”

为去法国绝食

1918年，小平考入广安县立中学。由于邓绍昌“避祸”日久，家里举债度日，小平的学费很难筹集。正巧，第二年8月，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成立，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2万多元，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青年入学，学制一年，毕业后赴法留学。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此事，立即捎信回家，让小平到重庆。

邓绍昌的这个决定，影响了小平同志的一生。在当地，邓绍昌也算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对乡间的落后状况很不满意。他察觉到，中国人要想出头，必须学洋人之长，他要把长子“送到大地方的学堂去。”而留法预备学校的开办，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不必花大笔的钱，就可以实现这个心愿。但此举遭到淡氏的极力反对，她埋怨邓绍昌：“才十几岁的娃儿，就弄到那么远的外国去，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哪个忍心啰！”

“我母亲非常疼爱小平。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以后，能主家理事，不愿意小平远离。”邓垦回忆道，当小平得知母亲反对时，他便躲在房间里绝食，不吃不喝。“最终母亲很勉强地同意了。小平离家去重庆时的情景，至今我都记得，尽管我当时只有8岁。那时候四川农村人出门，背个包袱，里面有几件换洗衣服就行了。”

邓小平考上留法预备学校，是自费生。赴法留学的旅费大约300块大洋，学校对自费生只补助一小部分，大部分要自己出。邓绍昌回到广安，变卖田产，仍然凑不够钱。于是，他找到了岳父、岳母和妻舅，再三说明邓小平出国后的光明前景，终于打动了淡家，拿出钱来资助小平。

给家里扔了两个“炸弹”

1920年夏，邓小平乘坐“盎特蓬莱”号海轮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小平同志在对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道，他在法国并没有上学，而是干活。当时，他和一批中国留学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邓小平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

就在这一年，广安家中接到了邓小平的来信。邓垦回忆说：“哥哥在法国参加革命了，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出了两个爆炸性问题。他是给家里扔了两个‘炸弹’哟。”第一个“炸弹”是解除“娃娃亲”。邓小平年幼时，邓绍昌就和一个唐姓的朋友结了亲家。“哥哥说革命就要解除旧婚约。可在我们当地，解除‘娃娃亲’是闻所未闻的事情。”邓绍昌硬着头皮找到唐家，说明情况。然而唐家女儿认为，既然“嫁”到邓家，便“生为邓家人，死为邓家鬼”，决不退婚。邓绍昌无奈，便把唐家女儿接到自己家里，当作女儿抚养。半年后，邓绍昌托人说媒，以自家女儿的名义把她嫁出去，陪嫁是600块大洋。

第二个“炸弹”是关于回家的问题。“哥哥说既然参加革命了，以后就不能回家了，也不能顾家了。”

上海登报寻哥哥

1931年，邓垦到上海求学。此时他与大哥失去联系已有9年。他说，自从扔了两个“炸弹”之后，家里再没有小平的消息。唯一的线索是：和邓小平一同赴法的“远亲”胡伦，给邓家捎了个信，说小平可能在上海。于是，邓绍昌要邓垦到上海后，设法找到哥哥。

邓垦初来上海，既不会说上海话，又无熟人，人海茫茫，何处寻找。“我当时不到20岁，到处找老乡打听，但在上海的广安人不多，根本打听不到他的下落。”

邓垦看报纸，发现报纸每天都有很多“寻人启事”，他灵机一动：要不自己也刊登一篇？“我清楚地记得，1931年5月1日，我在当时小有名气的《时事新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内容如下：邓希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裴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今上海淡水路与复兴中路之间）一晤，弟先修启。”

在当年的上海，“寻人启事”正是国民党特务抓共产党人的招数之一。特务们盗用共产党人亲戚的名义登报，等共产党人按地址找过去，自然落入特务的魔爪。国民党特务真注意到了邓垦的“寻人启事”，到他的住址附近打听：有没有四川人在这里读书？其中是不是有个叫邓先修的？邓希贤来找他了吗？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邓垦对哥哥能不能来，毫无把握。

5月中旬的一个下午，邓垦和几个四川同学在一起聊天，突然走进来一个人。他戴礼帽，穿长衫，着西裤和皮鞋，看起来像个学者。他一进门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邓先修的？”邓垦对来人上下打量一番，“这是个印在我脑海中的面孔，时隔10多年，他的轮廓没变。”邓垦知道是哥哥来了，连忙回答自己就是。邓小平连声说：“好好好，你登了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马上跟我走。”邓小平把邓垦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简单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几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寻人启事”事件在几十年后还给邓垦带来了麻烦。“文革”期间，邓垦被关了8年，抓他的原因，就是问他在上海怎么找到邓小平的。“我把事实讲了一遍又一遍，但他们就是不相信。”没办法，邓垦让他们找来当时的报纸，查到了那则启事，才算了事。

兄弟俩一生聚少离多

这次见面没几个月，小平同志就离开了上海，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兄弟俩再次分离。又过了整整14年，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他们才重逢。“小平从太行山回到延安开会，当时他被选为中央委员。我们相隔14年才见第二面，但这次见面也非常仓促，开完会，他又回太行山去了。”

解放后，邓垦和邓小平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他担任泸州专署专员，只有到北京开会时，才能和大哥小聚。这种聚少离多的状况，直到“文革”后才好转。邓垦到北京看哥哥，“好多年没见了，小平让我到他家里住，大概住了十天半个月。他这个人有个特点，不喜欢讲话，性格是内向的，在家里面和子女讲话都很少。这和他年轻时大不一样了！他年轻时很活跃，那些和他一起在法国留学的同志都知道，他爱讲爱笑，被称为‘小钢炮’。后来性格慢慢就变了，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多，看样子是担子重了。据说是到了华北129师以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980年7月，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广西，回京途中在武汉停了一下，与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邓垦住在东湖招待所。“那次，他还专门到我家来过一次，也没说什么，只是讲，你这个房子还可以嘛。又带了几个广西的芋头给我。”

2004年，在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时，邓垦回到了家乡广安，踏进了“邓家老院子”。见物生情，邓垦感慨道：“小平一生献身革命，没有回家啊！”

现在，邓垦的身体还很好，他每天坚持练一个小时书法，散步一小时。他说他喜欢看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拍的影集《警卫秘书眼中的邓小平》，这本画册里的邓小平最平实、最有生活情趣、最像他的哥哥。想哥哥的时候，他就翻翻这本画册，或是到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邓小平铜像前看看“哥哥”。（来源：《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