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私人电话未必有实效

主持人：

那我们从善意的角度来揣摩的话，是不是公开电话的部门觉得公布了他们私人电话才显出我们的诚意，如果是办公室电话可以在下班时间不接听，不如那样显得更实在。

白岩松：

好了，这就难怪有人会说这是一个作秀的举动，因为你仔细一想，未必能产生实际的效果，想要的实际效果是换届，换届的时候反映情况可以直接找到一把手，这里头隐藏着一种所谓一把手崇拜的这种因素。其实尤其在组织部长和纪委这个领域涉及到干部，涉及到监督等等的时候，更需要的是一支笔变成一堆手，变成一个民主的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我们为什么又会说它只是个表面文章，未必会有实际的效果呢？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最开始打过去的都是记者的电话，真抱歉，今天下午我们又给人添了乱，这是一个。但是我们给他添乱的目的是希望将来大家能改变这种不断地给他们添乱的这种行为。第二个是相当大比例是推销。为什么？一个细节很有意思，260个山西县、市的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是登在了省报上的，就是党报上的。

主持人：

好大一个资源啊。

白岩松：

对，原来不知道这个县里的这个(电话)，别人一看，出版社一听，推销书去。那个一听，我推销合作。甚至有人说中央领导的孩子，等等全来了。然后还有很多的人好奇，夜里睡不着，他睡不着，拨一个电话号码玩玩，拨通了，一听响了，挂了，那边再也睡不着了。

主持人：

另外一个角度说，相信肯定有人是需要有一个渠道去汇报一些事，反映一些事，为什么这样的人恰恰没有打这个电话？

白岩松：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极小比例的是说举报等等的因素的时候，第一个比如说手机的时候，他会担心，我直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会不会知道我是谁？第二个在他的电话里，会不会显示我的电话号码？我上哪儿去寻找一个更加安全的，是不是都到公用电话那儿？那我举报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呢，对吗？另外，三言两语能说得清吗？这样的话，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社会，还相当缺乏对举报人的更缜密的一种保护，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一不注意就把人给陷了，甚至把人害了，我们要保护举报人。在这样一种心理博弈的过程当中，他面对一个直接的具体的人和一个电话号码的时候，未必有的时候有勇气拨通这个电话，也未必能用很简短的语言把它说清。

主持人：

所以一个好的规定出台，关键要看它是不是有操作性、有前瞻性、有人情味？稍后我们继续。

(播放短片)

解说：

和山西相比，云南省昆明市公布官员电话力度更大，范围更广。三年前的2008年2月16日，昆明市政府一下子占用了《昆明日报》的四个整版，详细公布了昆明市所有领导的859个办公联系电话及他们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举动在当时造成了“昆明纸贵”，因为当天的昆明日报被市民们抢购一空。

(电话采访)：

应永生(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这三年来我们领导干部接听电话，我们去年底统计了一下，30多万个电话，办结率来说是在90%以上，接听率基本上达到了100%，这是一个畅通的渠道。

解说：

今天我们在昆明市政府网站的首页上，依然能看到这份电话名单。今天下午，记者也按照名单随机拨打了几位领导办公室的电话。

记者：

是金志伟的办公室电话吗？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

对，你说。

记者：

电话公开这么长时间每天能接到多少电话？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

我看应该是有20、30个电话打进来。

记者：

这么多电话您亲自接还是……

金志伟的办公室人员：

没有，我们那个部长开会现在，我们刚好在这边(接听)。

解说：

虽然没有联系上主要领导，但他们的电话都有相关人员接听，这样的高接听率应该和昆明市政府的严格监督有关。按照规定，领导干部电话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必须有人接听，如果领导干部外出要安排专人做好电话接听工作，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听和耽误接听。而对于接听工作不利的情况，将对责任人进行问责。

(电话采访)

应永生：

如果不按规定办我们要严厉问责，去年年底统计了是，我们就对于领导干部接听电话情况抽查了13次，通报批评了188人，领导干部问责了5人。

解说：

整整三年，昆明公开领导电话的工作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

(电话采访)

应永生：

有困难，现在有两个。第一就是有的人用这个电话来推销，联系业务。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的群众他投诉以后，通过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个事实和他说的完全不符。

解说：

三年接通近30万个群众电话，昆明的干部同样无法避免烦恼，但是，时间也在证明着另外的信息，那就是市民的肯定和领导干部的变化。

(电话采访)

应永生：

应该说它也是一种教育，使我们对老百姓应该是说贴得更近了，街头巷尾的很多事情都反映到了我们领导干部这里。这样使我们为民办事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容易找到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所以对于我们的行政方式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任新民(云南大学教授)：

电话公布出去首先第一个作用就是它表示我们是真心实意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我们一个基本态度。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沟通和协调机制，一沟通大家可能就是变成一种理解，变成一种友好，变成一种贴心。

主持人：

都是公布监督电话，一个刚刚开始，一个已经三年了，我们从细节上做一个对比，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岩松。

白岩松：

这里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就在于山西这一次公布的是个人的电话，是一个移动的手机电话。而昆明公布的是一个办公电话，而且在昆明的这个办公电话里强调了一点，是本人不能接听的话，要安排专人接听。这就接近靠谱一点，而且它还有一个工作时间的界限，也就是八小时之外还是给人预留出来，其实它最初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越界的过程，但是在操作的过程中，现在慢慢进入到一个规范。

我也注意到山西这一次其实面临了很多人，260个人145个没接等等，媒体开始说作秀什么的，也开始进行微调。你比如说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新闻就是它已经要求用一个固话去做一个很好的辅助。那其实如果真有一个很好的固话，不需要这个东西，不需要这个手机。

另一方面它还要强调要继续抽查，也就是说对它已经发布的这个东西，还要进一步确立某种权威。我特别想说的是，260个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他们不会当着媒体的面说这个举措不好的，他们再烦也不会，为什么？是他们的顶头上司会决定他们将来的仕途生涯的省组织部和省纪委来制定的这个政策，因此他们都要说好。

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不是在批评山西的做法，首先理解它的出发点和好意，否则它没必要这么大的折腾。但是也许这种做法的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觉得山西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当成一次，真的全新思考政府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跟老百姓沟通该用什么样的比较合适，如果真的把这件事转变到对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的重视和改变的话，有可能山西在政府信息公开和党委的信息公开方面以及群众监督方面也许会走在全国的前面。

主持人：

如果像这样的操作性不是很强，预见性又不是很强的政策

白岩松：

尽早结束。因为为了一种尊严和面子去撑没有意义，不知道记者的电话还会打扰多久？不知道推销书以及要合作的电话还要打多久，真正的要反映问题的什么时候才能打进。

来源：CCTV《新闻1+1》  编辑：段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