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座清真寺。

“9·11”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9·11”带给美国的变化应该说并非根本性的。美国这个社会持续地向多元、包容方向发展

我居住的北弗吉尼亚地区离五角大楼只有两站路，许多在国防部工作的人员住在这一带，因此也有多位“9·11”恐怖袭击中的受难者。这里也住着不少来自穆斯林国家的移民，附近有个7000人的清真寺，“9·11”的19个恐怖分子中，有两人曾经多次到那个寺中做祈祷。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地方政府立即派出了大量的警察去保护这个清真寺，以便在出现过激行动时出面制止。结果，这类现象根本就没有发生。

不仅如此，附近的一些妇女团体还自发开始了一个戴头巾的行动，不少非穆斯林妇女仿照伊斯兰教的传统戴上头巾，以表示反对任何歧视穆斯林的做法。全国各地、尤其是在穆斯林人口比较多的地区都有类似的行动，足足持续了好几个月。这个并不太出名的行动本身对于解释“9·11”给美国带来的影响，大约比任何重要的却是临时性的国际政策更加能体现美国这个国家的本质。

世界上普遍的看法是，“9·11”恐怖袭击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最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卷入了3场在穆斯林世界的战争。这些战争以及美国的反恐政策令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基地以及其他的恐怖组织不断试图发起的袭击，使得美国和西方世界总是处于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又反过来对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9·11”以后，反恐成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历次总统大选，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都力争表明自己的政策在反恐上将更加有效。如果在反恐问题上表现出犹豫不决甚至懦弱，就会成为候选人的政治软肋。一旦当选之后，推动反恐就更不会放松。连当初以反对伊拉克战争出名的奥巴马总统，在上台之后也继续推行了一系列布什政府的政策，包括保持关押恐怖嫌疑犯的关塔纳摩监狱，在阿富汗增兵等等，而这都是他在竞选时表示要坚决改变的做法。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从根本上受到反恐政策的左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恐主导了过去十年美国的对外政策。

恐怖袭击给美国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更是处处可见。飞机场排长队的安全检查仅仅是冰山一角。自《爱国者法案》通过以来，国土安全部门加强了在移民、就业、旅行等等方面的检查，使得不少人担心美国的公民自由是否会从根本上遭到侵犯。

恐怖袭击不仅立时导致了纽约股票市场大跌超过7%，而且在过后的十年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反恐战争让美国经济背上了相当沉重的包袱。美国今日天文数字的国债，与反恐战争以及帮助重建伊拉克与阿富汗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变化应该说并非根本性的。换句话说，“9·11”并没有改变美国这个国家的发展走向。要知道，恐怖袭击的目标不但是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的象征，更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从这点来说，恐怖分子们虽然作出了惊天之举，却完全没有能够达到目的。

信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恐怖分子们最痛恨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的文化与高度的自由。恐怖袭击是针对他们眼中这个“异端”国家的最极端的挑衅行动。在恐怖袭击之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包容性，抑或是转而变为狭隘与排外；是否能够继续保证公民自由，抑或是以反恐的名义限制公民权利。这对于美国民众及其政治制度来说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

面对着世贸大厦的废墟，美国各地当时都出现了一些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动。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9月15日——也就是袭击之后4天——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附近。一位戴着包头巾的开加油站的印度锡克移民被误认为是穆斯林而遭到杀害，这是唯一的一起直接因为“9·11”而引发的仇杀案件。

据统计，当年针对穆斯林的有记录的恶意行动——包括暴力袭击和语言侮辱——从上一年的354起增加到1501起。然而，在偌大的美国，这只能说是一些零星的事件。美国人整体的反应，并没有像历史上许多国家中经常会发生的那样，出现受盲目复仇情绪驱使的暴民挑起的大规模的暴力流血事件。

媒体的反应在这点上很能代表民间的倾向。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媒体上连篇累牍的讨论，并非集中在伊斯兰教的信仰或者穆斯林的文化如何会孕育出恐怖分子、如何与美国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恐怖分子如何令人痛恨这些会激发民众情绪的议题上，而是如果从历史与现实的各个层面上去理解“9·11”为什么会发生。在袭击刚刚发生，美国全国同仇敌忾的那些日子里，媒体上已经有大量的文章，质疑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甚至有不少左翼人士断言，恐怖袭击是美国中东政策的恶果，尽管这种看法并不被公众的大多数所接受。学术界中也有人在讨论伊斯兰与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但那不过是已经持续了200年的探讨的延续。

美国政府的反应自然是加强控制。在恐怖袭击之后，有不少阿拉伯移民受到调查甚至被扣留。国会在2001年10月26日通过了《爱国者法案》，给予政府部门以监控恐怖活动以更多的权力。然而，美国政府的每一步行动，都受到来自民间的质疑甚至抵制，许多时候那是以诉诸法律来解决的。典型的案例之一，是最早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中，允许执法人员可以在没有法官批准的情况下对恐怖嫌疑犯的人身与住所进行搜查。

2004年，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俄勒冈州的律师布兰登·梅菲尔德被认为有涉案嫌疑。梅菲尔德出生在美国，娶了一位埃及来的妻子并改信了伊斯兰教。警方根据《爱国者法案》搜查了他的家，并且将他扣留了两个星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梅菲尔德被释放，之后他以违反宪法第四条修正案(“人民的人身、住房、文件、财务不得受无理搜查和扣押”)将联邦政府告上法庭。结果，法庭作出了对他有利的判决，并宣布该法案有关部分违宪，必须作废。政府除了道歉之外还赔偿了梅菲尔德200万美元。

这些年中，以法律为武器将联邦政府的反恐行动告上法庭的人不少，其中甚至包括几位被关押在监狱中的恐怖嫌疑犯。政府在执法的时候，也就不能不多加小心。

2007年，明尼苏达第五选区选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国会议员埃里森。他在宣誓就职的时候，没有遵照传统的做法手按《圣经》起誓，而是改用了《古兰经》，这被认为是一次值得骄傲的重大事件。

在“9·11”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皮尤研究中心作了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居民中的多数对他们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同时人口调查也发现，美国的穆斯林人口正在快速增加，其中有大量移民。预计在未来的20年内，穆斯林人口将增加不止一倍。

“9·11”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社会。这也许可以说是恐怖分子们最大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