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5月21日发表文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已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晚年曾说，一种共同货币，也就是一个货币联盟，如果没有政治经济联盟关系的支持是无法长久为继的。他的意思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不仅要保证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还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财政权威机构的统领以及一家强大的中央银行作为后盾。后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保证货币坚挺的两大支柱，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机制也同样是维持共同货币的必要因素。

欧盟目前财政失衡，成员国国债危机四伏。尽管这一组织拥有一个强大而自主的中央银行，但各国财政却是各自为战的，而各国在政治层面上的统一也只是表面和局部的。订立于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理论上要求欧盟各国按照统一标准执行严格的财政规范制度。条约限制了各国政府赤字及债务水平的上限。这种限制结构显然是要避免因各国财政政策不对等而出现的组织内部不公平现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其实正是要规避目前希腊给欧盟造成的困境。显然，这一条约并未起作用。就风险水平而言，欧元区国家国债水平居高不下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一个稳定的世界中，《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则框架如果能得到强制实施，或许会起到预期作用。但在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中，该条约创造的是一个脆弱的体系，因为这一体系只接受一种温和的反周期性政策，其他财政政策均被排除在外。难怪早在欧盟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中，组织内部的核心国家及次要国家便屡屡突破条约为其设定的限制。如今，世界性金融危机背景下，税收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各国的“越界”行为屡见不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项分析称，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刺激计划中超过80%的资金都是被迫拿出来的。

欧盟自身存在反周期性并非坏事。但如果这种反周期性在金融危机后会带来财政失衡的威胁或者国债过高的危险，那么执行反周期性政策的适当性便值得商榷。换句话说，执行反周期性政策时的赤字或债务水平（或者两者同时存在）不宜过高，但欧盟眼下的赤字与债务水平显然不符合实施反周期性政策的基本要求。反周期性政策并不意味着在经济繁荣时可以允许适当的赤字水平，而在经济衰退期可以容忍较大的财政赤字存在。

如果目前欧盟执行的预算规则太过严格，在危机时代形同虚设，那么这种看似严格的预算规则实则为轻率的财政决策和行为敞开了大门。从理论上说，严格、深入的监控体系能够区分真正谨慎的反周期性财政行为与挥霍行为。但在实际应用中，其实难以强制实行这种理论上的监控。欧元区目前面临的紧迫挑战是某些国家财政稳定程度不断下降，而这些国家的信用等级也已跌倒谷底，债务成本与日俱增。对希腊而言，外部援助迟迟不来，国内政府也没有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复兴计划，即使国债到期，也只能继续拖欠下去。就算欧盟为希腊提供了援助，许多人认为希腊仍将继续拖欠到期国债，因为要彻底恢复希腊财政平衡所需资金量是一个天文数字。

欧盟成员资格规定不能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作为财政调节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将国内通货紧缩与极端的财政紧缩相结合。也就是说，希腊人的工资、收入和一些非贸易型产品的价格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缓慢或者负增长态势。但通货紧缩对国家而言是一个相当痛苦的选择，出于维持政治稳定的考虑，很难真正用于实践。欧盟对欧元区国家的限制与美国对陷入财政困境的某个州的限制类似。因为共同货币的原因，货币贬值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美国联邦储备署不会主动依靠通货膨胀摆脱困境。此外，美国也有规章制度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相似，不鼓励，也不允许各州长期出现高赤字。这就意味着，在面对像这次这样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时，各州财政都倾向于执行顺周期性财政政策。为什么美国这样的联邦财政体系并不像欧盟那样脆弱呢？因为美国有两个“安全阀”维持国家整体财政的稳定：一是美国具备一个稳定的中央政府，能及时有效地应对财政赤字，二是劳动力可以在美国各州间自由流动。

欧盟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财政结构可以及时发布并执行反周期性指令。尽管欧盟长久以来始终在努力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但由于欧盟各国间在语言、法律和规章制度上的差异，欧盟内部的劳动力流动一直受到限制。此外，美国国内各州发行债券并不等价，因此市场就有足够的空间惩罚那些财政行为不够谨慎的州。如果欧盟想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货币组织，并且使各成员国的国债风险水平保持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水平上，那么欧盟首先需要确保各成员国遵从的财政限制相对一致，并且这些限制制度必须行之有效。但这也就意味着，欧盟需要建立一种更加强有力的机制促使各成员国对金融危机采取统一的反周期性应对策略。

欧盟各国领导人最近表示他们有意调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结构。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他们或许会修改条约的有关规定，提升各成员国在国家操作层面上的跨期财政灵活性。但这样将会带来异常复杂的局面。要想有效监控国债水平，适时调整并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一国政府必须具备丰富的财政管理经验、出众的执行能力和调配各种资源的技巧。否则，即使在框架内给成员国更大的自由度，也无益于改变现状。解决欧盟财政困境一种长效途径是建立欧盟中央财政储备，在经济繁荣的增长时期积累必要的金融资源，以备不时之需。也可以把这种储备性积累称为“维稳税”，遇到经济衰退的年景，便可以停止缴纳。但要实施这一步，必定要求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起中央财政体系，需要欧盟发行统一国债。但各国政治领袖是否会同意这样做仍然是个未知数。

目前可以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是在现有条件下，建立起某种程度上的欧盟中央财政体系，有权发布和实施一定限度的反周期性指令。这样可以保证在成员国国家层面上的执行相关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为欧元提供其迫切需要的统一财政政策。欧元区成立时，人们就广泛认为建立行之有效的财政规范体制是欧元区得以维系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正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现在的挑战是要将规范与灵活结合在一起，以保护集体利益。尽管这样做意味着各国将完全丧失财政主权，但各成员国必须面对现实，惟其如此，才能把欧盟这一货币联盟维持下去。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5/21/content_9875593.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 Michael Spence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