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2日言论版文章：单从刘笑盈的履历看，他是一个一辈子与书打交道的人，54岁，插过队，大学毕业后辗转在六所位于老家河南和北京的学校，或读书，或任教。涉猎广泛，用他自己的话说：“兴趣太广、用心不专，所涉及领域宽泛博杂。早期兴趣在世界当代史及国际政治，后来关注转到经济及经济史方面，现在又在国际关系、民族主义、国际传播及国际新闻等方面游弋。”1978年，22岁的他走进大学校门，中国革命逻辑终结，肇始于科学理念复归的改革与发展成为解读他知识结构与研究兴趣变迁的时间线索：19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1980年代的文化热与改革抽搐，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交织的发展，再到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焦虑。

在中国传媒大学刚刚成立传播研究院一楼的博导办公室，刘笑盈教授斜倚在扶手椅的靠背上，清晨的阳光透过他背后的大窗户洒满整个以白色为主色调的房间。与其他77、78级大学生一样，一谈起中国与世界的话题，刘笑盈便滔滔不绝，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始终处在亢奋状态，香烟缭绕之间，有嬉笑，有怒骂，有责问，有反思，听来散漫，但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我们怎样理解当代的中国的现象、成就与问题。有人提出“中国模式”的说法，并以此在古今东西之间竖起难以逾越的屏障，但刘最终要阐释的是任何狭隘的模式化、标签化的认知模式都会丧失太多的历史感，同时否定一切恢复事物本原联系的可能。

中国绝不仅是一种政治存在，而更多地是一种包容文明体在时空范围内的延续。那些给中国贴标签的人们，其中包括中国人自己，往往缺乏对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认真解读与深入思考。中华文明本身就是多元，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混合体，而非单一生产模式下的孤立结构。不应把中国历史叙事中作为政治存在的帝国叙事与文明叙事混为一谈，况且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演进本身就是文明体制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也是一个交往、互动、丰富、演化的过程。美国著名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就曾以长城为中线，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作为文明交融行为体的内涵。

但刘笑盈并不回避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文化困境。他坦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始终在古今东西之间摇摆。我们需要自信地在传统意义上的东西方之间寻找中间点。中国文化的演进，乃至文明的进步，历来都是嫁接、交融、互动的结果。这需要一部分人的努力和实践，更需要公众对基本中国历史的再认识与在思考，自信来自于洞见。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没有放弃或停止过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因此，不宜将中国传统文化拖入僵化的模式论中。”他并不认可所谓中国文化的彷徨，许多人大呼文化产业走向后殖民化，他认为：“中国寻找文化创新点的过程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或曰丰富、发展的过程”。

文化的交融与影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初级的产业化、商业化、市场化过程中的文化碰撞、交锋和妥协并不必然危及所谓的文化传承。传承是在社会背景下的历史选择和沉淀的过程，远非行政干预所能及。刘笑盈认为，现在应该给过热的文化产业“去意识形态化”，低俗是不规范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不应在文化领域内的低俗倾向与笼统意义上西方文化之间建立必然联系。西方很多文化产品的设计、制作、开发和市场化经验都是我们急需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在面对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输入时也应注意，不能单纯因为其来自西方，而否定其中包含的普世价值观念的存在。

他认为，中国在进入世界经济及政治市场后，迫切需要以包容的心态融入世界思想市场，谁是主体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在哪里，其中一个重要争论是普世价值之争。刘笑盈坚定地认为：“普世价值观存在于所有的民族文化中，是不同文明中共有的。但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所言，历史的原因导致，有些人群，他们无法表达自我，只能被其他人表达。西方对中国不甚了解，往往产生误读，他们看不到中国文化往往以朴素的形式反映出普世价值观，诸如和而不同，大同世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与西方标榜的自由、民主等并行不悖，而且都必须建立在人之所以为人的各种基本价值观念上。这也应该是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寻找核心理念的方向。”他非常明确地将价值观念本身存在的场域与被西方意识形态化的狭隘的普世价值观区别开。他认为，当抽象的价值被认为具体化、物质化为强制通行的行为模式时，都是对其本身的背叛。

比这种背叛更值得惋惜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并未充分意识到将普世价值观念狭隘化、封建化给其自身人文精神和社会结构带来严重侵蚀。刘笑盈说：“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些发达国家在中国取得成就的既成事实面前，对中国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内在的、自明的必然性因素视而不见。社会发展，时代变迁，西方主流价值观强制推行的行为模式主导下的世界贫富差距严重，战乱频仍，环境污染严重。”西方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精神倡导的商业模式、发展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庸俗化持怀疑或批判态度，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担忧与其说来自于中国，毋宁说是西方体制本身的自反性反诘。西方知识分子们真正担忧的是，一种充满致命自负的价值观在固步自封的强权逻辑下，到底还会统治世界思想史多久？

文化演进可以作为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线索。谈过当代中国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和交锋，我们把话题转向了中国对世界的文化传播。作为一个陆权国家，中国对海洋作为运输以及传播媒介的认识比西方国家保守得多。西方国家也习惯于将中国看做一个偏安于远东一隅的没落古国。但当这个国家，如拿破仑所言，从20世纪末叶起开始逐渐觉醒，并愈加关注海洋的时候，西方国家越来越感到，这个国家巨大的人口基数、宽广的地理面积及重要的地理位置便足以使之成为与其匹敌的强大竞争对手，更不用说这个国家在不同于西方制度前提下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中国威胁论存在于经济、军事、贸易、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采取的行为经常被某些国家视为对自身利益的有意威胁。

说起中国威胁论，刘笑盈笑称，某种程度上，中国人首先感到的是那些急需解决的国内问题，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强大到足以威胁世界的程度。日本在1960年代的崛起也曾经引发国际社会的紧张和关注。其实，任何国际行为体在一段时间内综合实力的增长一般都会引发某些国家的不安。因此，中国人应该以平常心对待西方的这一本能反应，但同时也应在国际传播领域积极争取话语权。中国争夺话语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很有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基于此，中国政府、媒体、公民社会，只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忍受西方中国威胁论的存在。当务之急是中国应尽快发展与其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的国际传播能力。“中国人讲自己的故事是为了澄清和说明，不是为了争霸，人类终将和谐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道。

国际传播学界早已达成共识，对外传播是为了讲故事，开窗户，不是为了“竖墙”。“竖墙”导致不透明，引发猜忌是必然的。冲突和战争最初往往是有隔阂引发的。中国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不应回避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学会入情入理的平衡表达，摒弃美国式的强权说教与意识形态输出。一个国家的行为与表达需要匹配，这是消除误解、偏见，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中国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但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必须要克服的困难，要突破的瓶颈也是同样是不容回避的。 除却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偏见，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威胁论的产生与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外宣体制中的两大弊端有关，一是成就宣传，意识典型人物宣传。以至于，一段时间内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承认中国已经是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发达国家。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粗放发展方式的弊端。在信息化社会，掩盖这些问题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张力，引发社会动荡，还会给国外造成一片繁荣，强大的虚拟景象。

中国政府应当有足够的理由和自信正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刘笑盈尖锐地指出：“西方在其发展历程中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实现转型，但中国却不具备同样的有利条件。西方在其发展方式转移时已经将最低端的产业链条转移到第三世界，将高技术产业留在国内，把污染和社会成本转嫁给落后国家。西方不考虑他国利益，指责中国转向海洋无异于掩耳盗铃。在现有条件下，中国注重先稳定后发展的逻辑符合其一贯的治理规律，西方借此指责中国独裁也是不切合中国实际的。整个人类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能取得长期稳定发展有两个前提，一是稳定的政治局面，二是政府是否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实践表明，中国人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不但实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经济增长，还为其他落后国家发展经济，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经过革命运动及改革浪潮再教育的中国人大都对中庸哲学有切身体会。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刘笑盈自始至终强调将“平衡”之道运用在中国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原因很简单，正如黑格尔所言，一片光明和一片黑暗是一样的，什么都看不见。他极力主张，开展公共外交可以有效应对中国威胁论，建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最大限度地为中国争取和平稳定的战略发展机遇期。言为心声，寻找知识与生活的“平衡点”也似乎注定要成为贯穿他人生与治学历程的原则。他在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几个重要人生拐点无不与中国知识结构与社会焦虑的转变有关，回首过去的日子，刘笑盈感慨地说：“作为一个以小农经济思维为主要思想基础的国度尚且能做到海纳百川，那些引领工业化浪潮的海洋强国却缺乏平和包容的文化精神。与国家一样，终其一生，其实每个人都不断地在无数个二元极端之间寻找平衡发展的中间点。生活是选择题，不是判断题。那些单一排他性的范式都最终会被历史修正。”

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9/02/content_11244548.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中国日报记者 李洋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