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29日评论版文章：我曾在亚洲生活过3年之久，当我再次回到这里时，发现亚洲和美国之间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几个月前，我怀着对亚洲的敬仰返回美国，感慨亚洲在90年代后期历经残酷的金融风暴再次振作奋发的能力。在亚洲与美国之间的来回穿梭让我进一步深信，全球经济实力由西向东的转移即将来临。

当然，不只是亚洲的经济奇迹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认为，美国的老大地位已经走到尽头。在我离开的3年里，美国已经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长期的高失业率严重侵蚀了美国的自我存在感，并且也毁了政治辩论。回想2007年中，我刚被派到香港工作，那时美国失业率还稳定在4.6%。但目前的失业率却是当时的两倍多，达到9.6%。此外，就业市场也没有多少复苏的希望，由此产生的社会积怨也难以平复。

那么，为何亚洲经济取得了复苏，而美国却没有呢？我认为，最好的解释就是“强权的傲慢”。由于长期处于全球霸主地位，美国把这种身份看做理所当然，并把称霸当做一种权力。相比之下，亚洲则谦逊得多。亚洲从一系列艰难困苦的经历中取得了教训，如中国“文革”后的经济混乱、日本经济泡沫的余波以及97—98年亚洲金融风暴。但亚洲也从有限制的汇率政策中获益颇多。稳定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首要目标，特别是社会和经济稳定。亚洲的财政、金融、货币以及监管政策都力图避免不稳定造成的经济动荡，而这正是美国经济遭受破坏的最主要原因。一旦不稳定的妖怪脱瓶而出，亚洲就会对其表示怀疑，并依据政策采取措施。这也是亚洲从之前的日本和现在的美国身上吸取到的教训。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亚洲会对威胁稳定的因素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

在这方面，中国就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例子。2008年末到2009年初，中国对外出口严重受创，中国政府先发制人，推出重磅财政刺激政策应对可能到来的全面衰退。虽然这些刺激政策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如降低了由银行贷款投资基础引起的贷款质量，以及部分由高端房地产市场的引起的流动资金泡沫，但这些问题随后都得到中国政府的及时处理。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监管部门迅速做出反应，在实体经济与不振的银行借贷和资产市场之间筑起一面防火墙。而中国的这一做法与身处危机的美日采取的措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日对他们国家的资产和信贷泡沫过于宽容，致使其扩展到实体经济，给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并使其消极影响长久不散。由于亚洲谨记过去30年所经历的苦痛，因此，发展中的亚洲不相信所谓的反周期稳定政策，也不相信遭受金融危机蹂躏的经济能够自动恢复。

而美国显然还没有明白这一点。当下，关于另一个经济刺激计划的论辩正主导着中期选举前华盛顿和华尔街的姿态。在这场论辩中隐含这样的假设：美国第一轮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远远不能满足复苏萎靡不振的美国经济的需要。持这种观点的人说，只有增加经济刺激计划的投入，最终才有可能实现美国经济的复苏。

但美国不能冒险。亚洲的教训告诉美国不能盲信，需三思而行。日本的故事告诉世人，后泡沫经济时代要实现政策牵引要经历极其艰难的时光。如果日本的公共债务占GDP的200%仍不能助其走出沼泽经济，凭什么美国就能做到，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在去杠杆化机会面前的倒行逆施。为了压制“大危机”，美国已经使用了大量的火炮，因此，美国不能保证还有足够的力量可以让后危机时代的复苏变得强劲起来。

美国应当高度欣赏亚洲经济管理和政策措施中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专注于金融和经济稳定是完全正确无误的，为了是实现稳定的目标，全面使用监管、金融甚至是货币政策都是合理的。因此，美国不应当批评中国为了金融稳定而所坚持的货币政策，反而应当深刻反思美国的储蓄短板给经济所带来的危险，15年来美国的储蓄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

亚洲的做法远非完美，特别是缺乏来自国内私人消费的支持。在未来几年中，亚洲各国国内私人消费不足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尽管存在缺陷，亚洲却表现出了纪律性和对稳定的高度重视，这是美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所缺乏的。

在中期选举到来之前的几周里，迅速复苏经济的论调在美国政治论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我们从亚洲尤其是日本身上得到的教训却是，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根本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迅速重振经济。美国应当认真反思自身失误，停止对别国的指责。至于重振经济，美国则也应当学习亚洲，为自身制定一个长期的经济复苏计划。（作者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非执行主席、耶鲁大学教员、《未来的亚洲》作者 史蒂芬·罗奇 编译 刘江波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