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0月19日发表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的文章。文章指出，过去两年中，世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全球金融危机。它不但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同时也对最初的世界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今天我想谈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差距的消逝。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长久以来，一个巨大的差距将人类共享的世界分成了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并且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由发达国家主导全球事务。这一不公平的现象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国际格局的演变得到了改观，但至今尚未完全消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演变进程，也加速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差距的消逝。在经济衰退中，发达国家遭遇了巨大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却充分展示了自身潜力，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投资和贸易领域的南南合作正迅速发展，南方国家日益独立、自强，不再依赖北方。

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增强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G20）取代了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G7），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发达国家的力量，已经不能很好地协调全球政策，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急需新兴国家的支持和参与。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如此，西方观念已不能垄断世界市场，发达国家不得不承认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

这一转变是世界经历的最为深刻、最有影响力的变化之一。简而言之，这一变化引起了四个方面的变革：

第一，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已经转移到新兴国家。2002-2007年，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平均贡献率约为64.5%，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然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这些曾经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逐渐处于落后位置，与新兴国家的出色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如此，这次金融危机被称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分水岭”。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相关数据，2010-2016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超越美国、日本和欧盟，全球80%的商品和劳动交换的增长将来自于新兴国家。这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市场的话语权。随着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强，它们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大。

第二是新兴国家政策的转变。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是世界最重要的消费力量，为发展中国家的商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然而，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发达国家的消费能力无法恢复到2007年以前的水平，这迫使新兴国家不得不改变本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在这一方面，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09年，中国国内消费和融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分别增长了53.1%和94.6%，有效地缓解了出口下降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三是有关劳动分工。发达国家不得不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其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其中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崛起。2007年，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的投资超过了1023亿美元，超过德国的同期水平。如此大力的投资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中国在高速铁路、大型计算机、天文学等方面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根据汤姆森路透的一份预测性报告，中国科学专利的数量有望在2011年超过日本，在2012年超越美国。这是中国技术革新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越来越紧密。虚拟经济起源于实体经济，最初目的是实体经济服务，但随着金融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逐渐独立，导致风险的累积，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即无论如何虚拟经济不得超越实体经济的发展。

这些改变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遇，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可能早于预期。手握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工具，中国经济的复苏比西方国家更为迅速有效，这在处理世界经济事务中给予了中国一定的话语权。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望超越欧元区。到2015年，中国经济有望占到世界经济的16.9%。毫无疑问，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秩序中一支更为重要的力量。

这一天的提前到来超出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预期。因此，双方在应对新形势时都难免出错。一些西方大国时常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却不给中国以应得的话语权。就好像相反的，中国总是强调其落后的经济基础，不愿承担更多责任一样。

双方都需要转变态度。西方国家应当更加平等的对待新兴伙伴，要求其肩负责任的同时，也让渡权利。而中国应当增强自信，担当起与自身地位和实力相称的责任。

2008年金融危机不单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还给我们今天的世界模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给中国等发展中国提供了一个更加公平的平台发挥其重要作用。我们希望，利益的攸关方能够抓住机遇，更好的推动世界向前发展。（作者为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李若谷。本文为作者北京大学演讲内容节选  编译  赵欣莹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