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1月30日言论版文章：中国劳动力过剩的终结，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应该为农民工带来更好的制度性服务。

中国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造成劳资双方的敌意也与日俱增。通过建立集体协商机制也只是缓解矛盾的权益之计，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一套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无法避免，原因在于供求关系，而非血汗工厂中工人意识的觉醒。中国曾经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但目前中国已到达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优势随之消失，同时出现的还有工资、消费的上升和通胀的加剧。

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继承而来的双轨雇佣制度，即城乡双轨，一度使得中国城市与农村劳动力超量供应。然而，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致使中国人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动。上世纪90年代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迁徙。

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吸收了近1.45亿农民工，并且大力推动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用人制度的改革。然而随着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减少的情况之下，中国的人力资源也在进一步重新调整。

劳动力供给转折点的出现是造成劳动冲突的主要原因。

与早期流向城市的农民工不同，现在许多农民工能够找到一份安稳的固定工作。在城市工作生活数十年后，农民工开始要求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

正是以上原因，致使我们无法仅通过提供更多工作岗位来有效缓解劳动冲突。保障农民工的医疗、教育以及养老金比鼓励集体协商制度更为可取，因为协商无法改变当前劳动力短缺的基本事实。

只要刘易斯拐点带来劳动力短缺进而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一直存在，这股趋势就会持续下去，并且不会削弱中国经济的实力。日本在1960年左右经历刘易斯拐点的时情况就印证了这一点。

产业转型必然要求劳动效率的提高，因此劳动成本的上升不会令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丧失相对优势。

而相应的，我们的用人单位也应该重视向高素质的劳动力提供良好的薪酬待遇。

2004年后，中国拖欠工资的情况大幅减少。而在此之后，农民工采取了更加主动的方式，通过罢工和协商要求提高工资水平。

2004年之前，中国的劳动力超量供应，农民工社会地位极低，不得不忍受极差的待遇，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风险。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供应变得更具弹性，也就是说，农民工有了向雇主说“不”的权利。

一些企业对于新劳动力市场表现出较差的适应性表明，这些企业无法应对劳工问题。用人单位应增强自身对劳动力市场和劳动人员的理解，和政府一道推动更加成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形成。

2000年到2007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以平均每年9.8%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平均劳动产率分别增长20.4%和22.8%。

不断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机制表明，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劳动报酬的提高。对所有新兴经济体的用人单位而言，这是一次不可避免的“成长的阵痛”。日本和韩国分别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到达刘易斯拐点后，便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和逐步提高消费水平来改善收入分配。而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到达刘易斯拐点后依然对其工会保持严格管控。结果，韩国花费了17年的时间，消耗了大量政治和社会成本，才从错误中取得经验，开始向劳动者提供其应得的报酬。

只有利益相关各关方都同意劳动者的工资应占据国民财富初次分配的较大份额，我们才能建立集体协商制度，才能发挥工会的作用。这是消除收入差距、改善企业效益和培养劳动者良好心态的正确顺序。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而不是“你赢我输”或“你输我赢” 的“零和游戏”。

历史表明，现在是中国政府奠定合理劳动力市场基础的黄金时期。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中国进行产业升级，还可以有效地释放社会压力。

英文原文请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11/30/content_11627208.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  编译 赵欣莹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