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2月10日报道：2010年年末的世界经济与年初相比更加分裂。一方面，印度、中国等逐渐壮大的市场经济国家及东南亚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迅猛。另一方面，欧洲和美国经济陷入“日本式”停滞，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高失业率。发达国家现在的问题已然不是伴随失业的复苏，而是一次“贫血性”复苏，甚至更糟，有陷入二次衰退的可能。

这一双轨制的世界带来了非同寻常的风险。亚洲经济产出太小，难以拉动其余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却足以推高商品价格。

与此同时，美国努力通过联邦储备署的“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全世界的资本总是流向回报前景最好的领域，目前这些热点投资领域主要在亚洲，不在美国。因此，金钱不会流向那些最需要资本注入的行业，绝大多数钱都消失在并不需要资本的地方，这导致了房地产和商品价格的进一步上升，尤其是在那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和地区。

考虑到欧洲和美国的超额生产能力和高失业率，“量化宽松”政策好像不会引发一轮通货膨胀，但却能够加重对未来通胀的担忧，抬高长期利率，这与美联储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这并不是世界经济面对的唯一风险，甚至都不能算是主要风险。最严重的威胁来自席卷全球的紧缩政策。各国政府，尤其是欧洲国家，纷纷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应对大衰退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与此同时，对某些国家偿还债务能力的质疑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这种不成熟的财政政策带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增长缓慢，税收下降，赤字下降幅度令人失望。在这个日益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中，欧洲的衰退将加剧美国的衰退，反之亦然。

美国贷款利率创历史新低，在被忽视十年之后公共投资项目的回报率骤然上升，显然这一领域的投资回报率目前应该处于较高水平。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会在短期内刺激就业，长期来看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最后降低国家债务水平。但金融市场在危机之前的数年时间内便表现出其缺陷，现在这些缺陷再次显现出来，政府不得不加压削减开支，但这样做意味着减少市场急需的公共投资。

不仅如此，政治限制决定了，其他那些严重困扰美国经济的问题并不会得到妥善解决：取消抵押赎回权的趋势仍将继续，不会减弱（暂且不论法律问题）；中小型企业资金短缺问题仍将继续；此前为其提供贷款的中小型银行的困难处境也不会有太多改变。

欧洲的情况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欧盟最终达成协议，拯救希腊和爱尔兰。这两个陷入危机的国家都是由右翼政府治理的，他们奉行裙带资本主义。事实再一次表明，自由市场经济学在美国比在欧洲更有成效。

在希腊，就像在美国，成立了一个新政府，打扫烂摊子。曾经鼓励大胆银行借贷，创造资产泡沫的爱尔兰政府经历过金融危机后，恐怕再不可能用以前的手段经营本国经济了。

暂且不论政治因素，资产泡沫过后会留下大量债务和房地产市场内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些都是很难调整和消化的，尤其当银行与政治紧密相连时，它们拒绝重新调整其信贷体系。

对我而言，预料2011年经济走势并不是特别有趣：前景黯淡，上扬潜力有限，衰退风险到是不少。更重要的是，欧美经济需要多久才能复苏呢？如果依仗出口的亚洲经济体的主要市场萎靡不振，这些经济体还能维持它们的活力吗？

我认为当这些国家把注意力转向巨大的、保存完好的国内市场后，它们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但需要对其经济结构的大幅调整，中国和印度两国活力充沛，对大萧条的得力应对就表明它们的韧性。

我对欧洲和美国就不太乐观了。对这两方面而言，潜在的问题是总体需求疲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同时具备的是超量的生产能力和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最关键的是政策，只要能用生产能力解决后者，那么经济增长依然是可以恢复的。

例如，欧盟和美国必须改进各自的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长期预算紧缩中有一系列可行政策供选择。主要问题是政治：在美国，共和党宁愿看到奥巴马总统失败，而不愿看到在他的治下，美国经济复苏。在欧盟，27国利益诉求各不相同，政策驱使方向也不同，没有足够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就此看来，欧盟能出台统一的救市计划，实属不易。

在欧洲和美国，自由市场的理念使房地产泡沫膨胀到难以控制。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理念的人坚信市场可以调节一切，政府绝对不能干预。泡沫经济已经束缚了政策制定者的手脚，他们根本无法设计出有效应对危机的措施。有人或许会认为危机本身会减弱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观念人对市场的信心，非但没有衰落，市场观念再次兴起，将政府和经济拖入了紧缩政策的黑洞。

如果欧洲和美国的问题是政治，那么只有政治上的改变才能使其恢复增长。否则的话，欧美政客们只能坐等过剩的生产能力降低，资本产品被淘汰，只有等经济内部修复力量发挥奇迹了。若非政治改变，抑或经济自我修复，要想实现短期内经济健康稳定复苏是不可能的。（作者约瑟夫·尤金·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翻译 李洋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