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2月10日报道：来自德国的乌苇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6年，他目睹和经历过中国36年来的各种变迁，可他却一直坚持认为自己仅仅比一位普通游客更加了解中国一点。

Uwe Kraeuter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西德Hitzacker小镇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年幼之时，他就已经听过有那些引人入胜的关于上海的故事，上海是爷爷做水手时在去日本的途中曾经路过的地方。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德国人早早的就跟这个被同伴称为“比月亮还远的”地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联系。

1974年7月，乌苇第一次降落在中国，从此，便扎根于此。

任何一个在过去三十六年里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尽管这样的人不多，都有机会目睹一些历史性时刻和重大变迁。比如从共产主义大锅饭到农业生产集体化的逐渐改革，从国家元首逝世后的举国哀悼，再到震惊世界的精彩北京奥运。

已经有上百本图书曾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揭露过中国的神秘，然而乌苇的《穿越界限—一个德国人在中国35年的传奇》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乌苇在许多转折事件还不被外人所熟悉的时候就已经亲身经历体验过了。

乌苇提到：“我可能是所有欧洲人里面连续在中国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了。我做了很多外国人没有做过的第一次：促进了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创了话剧的同声传译习惯，还取了个中国老婆。”

这位中国老婆，就是中国电影演员沈丹萍。而他们第一次的见面却充满了偶然。那是一次导演凌子风组织的聚会，他邀请了一位年轻女演员参加聚会，而那位女演员因为不想一个人来，于是叫上了室友沈丹萍。

结婚25年后，乌苇依然记得在那次聚会上，沈丹萍灿烂的笑容和孩子般的吸引力深深的打动了他。乌苇说正是丹萍身上那种独特的东方神秘气息吸引了他，直到现在那种神秘也依然持续。然而，当时两人的热恋在申请结婚证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好像不是太鼓励外国人跟中国人通婚。而且丹萍还是有名的演员，要是她嫁给了外国人那就创下了先例了。”乌苇说到。

“可是我对于丹萍来说根本不是一个外国人啊。我当时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年了，而且也能说中文了。”在那个时候，乌苇已经习惯了用中国人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心上人。

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女儿Elizabeth已经24岁了，在南京附近做酒店餐饮业工作，而小女儿还只有十四岁。毫无疑问，两人都充分吸收了来自两个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

乌苇说在敏感性方面，她们都很东方。而对西方事物她们也欣赏有加，去过很多次。

乌苇的家中挂了很多相片，其中有一张是一家四口在朝阳公园拍的温馨的全家福，还有一张是著名画家黄永玉给乌苇画的肖像画，画里的乌苇看上去像一只独眼的猫头鹰。

这幅画的原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过批判，因为那只闭上的眼睛被认作是对当时压抑艺术自由体制的嘲笑。不久后，黄永玉给猫头鹰添加了很多乌苇的特征。

黄永玉只是乌苇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朋友中的一位。剧作家和人艺剧场前院长曹禺，红楼梦英文翻译者杨宪益，演员赵丹，导演凌子风等等，都曾是乌苇的中国友人。

当时当他亲耳听到有关于对作家和艺术家进行压制的消息时，也开始对中国的成功产生过质疑。

1974年乌苇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当编辑，那时，他被共产主义领导下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所触动了。那个时候，他刚刚在德国参加了反美游行，反对以麦克纳马拉为首的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

“我并没有在这看到所谓的贫困。”他说到，而且当时中国反越战的立场更加坚定了他对中国的欣赏之情。

“通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艺术家朋友，我却得到了更多真实的故事。”

乌苇是一个充满人性和热情的“反叛者”，他曾经因为反美越战举行的游行而被判刑，如果当时他要不是在中国的话，还得到监狱服刑。而他却被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治极其成功运作深深触动。

然而他却没有想到在这个共产主义体制下，有一小撮人居然试图操纵这个国家以加强自己的地位的权利。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乌苇评价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已经取得了很多进步，包括人权方面。我们并不能用西方的发展观念来分析和评断中国，也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政治理所当然的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而就要求全世界来效仿。”

这本书尝试着向那些对中国持有偏见和传统观念的人们解释一些乌苇自己的看法。

现在，他是一位独立的电影和电视制作人，制作电视剧和纪录片。他曾经作为同声传译，把老舍的经典剧目茶馆推广到德国，大大推进了中德间的文化交流。

生活自从他搬到现在的房子后变得闲适了许多。他喜欢这漂亮的花园，错综的房间构造，还有周围美好的风景。

“现在的生活，我可以不用开车，之用走就可以。我可以很快走到三里屯，凯宾斯基酒店，或者朝阳公园。”

出行需要用车的时候，他总是开着自己那辆奔驰车，觉得这是一种德国的标志。对于这位已经满头银发的人来说，生活在北京是惬意的，他已经把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候献给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而现在也还需要他出一份力，来维持住这座文化之桥。

乌苇现在还是德国籍，然而他说“我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游客，可以说我都已经嫁给了中国。”他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很难真正的去属于另外一个国家。

在他的这本书里，他也提到了这种分离感。“但这种孤独感是健康的，因为他让你精神上随时保持清醒。你永远也不可能停止比较你所生活的这两种文化。”

他很欣慰，认为这种双重文化的生活大大丰富了他的人生。“我非常享受那种作为一种‘外来者’的感觉。”36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向世人展示着乌苇爷爷半个多世纪以前向他讲述的那种神奇力量。（作者是中国日报外籍编辑  Basu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