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2月1日言论版文章：中国，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它漫长的历史记录中始终充斥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阴霾——饥馑，好似鬼魂一样，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能否让治下百姓吃饱饭是影响他们政权稳定的首要因素。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记述水患等与粮食短缺紧密相关自然灾害的编年体文本。

中国耕地面积从1998年的19.5亿亩缩减到2010年的18.3亿亩，直逼中央政府确定的18亿亩“红线”。与其说中国人在与粮食短缺做斗争，不如说他们在与自己对现代化的迷恋争夺着仅存的耕地资源，他们在与那些“逝去”的时间赛跑，隐藏在耕地面积锐减背后的更可怕的问题是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滞后。

中国灌区协会会长冯广志说：“中国有基本灌溉设施的耕地只有8亿亩，不到总耕地面积的一半，其中有三分之一灌溉耕地的农田水利设施已经年久失修，无法发挥正常功用。”他认为，干旱和洪水每年导致中国粮食减产大约2000万吨。农田水利设施调节能力差，使中国农田，尤其西部的农田抵御水患或者干旱的能力极低。中国三分之一的耕地靠天吃饭，属于中低产田。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代至1970年代，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在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及政策安排下进入黄金时期。但是，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高涨的建设热情无法掩盖技术水平落后及资金短缺给水利设施带来的诸多隐患。即便如此，那时建立起的全国性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网络至今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78年前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取代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释放出来。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粮食连年增产。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央政府开始大幅减少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投入。

只有当粮食短缺危机显现时，政府才开始关注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只要粮食增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就会被抛在脑后。冯广志说：“198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田水利建设几乎没有投入。那十年是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的低谷，直到1990年代早期，情况才有所好转，中央政府开始又一次重视农田灌溉系统的建设和维护。”

2007年至2009年间，中国政府对水利建设的投资仅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0.435%，这也已经是历史最高水平。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理想比重在0.79%至0.84%之间。

显然，当前的投入力度还远远不够，更加棘手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地方政府态度冷漠。按照中国农田水利的政策安排，中央政府提供项目引导资金，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农水建设所需资金的三成到五成，而地方政府一般都未能达标。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指出，相当一部分对水利的投入都转向了利润回报率更高的水电项目。

据估计近二十年来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忽视已经造成了4000亿到5000亿元的缺口。国家资金真正分摊到农水项目上的资金与这个缺口相比相形见绌。冯广志说，以2010年为例，用在农田水利建设上的钱仅为1000亿元，国家对水利项目的投资总额为2000亿元，防洪项目占去大部。

以这种投入力度，要想还上多年来欠下的农水债务至少需要几十年时间。应急之计只可缓解一时之需。农田水利设施的寿命大约在20年至30年间。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不仅要还上1980年代以来的债，还要不断应对眼下不断增大的农水建设缺口。

中央政府2011年1号文件聚焦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提出2011年将拿出土地转让金总额的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2010年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年全国土地转让金收入为2.7万亿元人民币，以此计算，今年农水建设投资规模大体为2700亿元，比2010年国家对整个水利建设的投资还要多。

国家大幅提高农水建设投资绝非偶然之举。2010年夏粮因干旱六年来首次减产1680亿吨，占全年粮产量的3%。回良玉副总理在去年11月份就曾表示，中国与粮食安全息息相关的水利设施基础建设还很薄弱，超过一半的耕地缺少基本灌溉条件。郑风田认为，近年来，异常气候变化让中国落后的农田水利设施在应对极端天气时更加捉襟见肘。

任何试图偿还农水设施建设历史债务的努力都应当从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开始。要明确的一点是，要搞农田水利建设，地方政府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尽管中央政府过去几年年年下拨农税项目启动资金，但地方政府通常无法提供配套资金，从而致使项目瘫痪。

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专注于治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其他光鲜的政绩工程。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通常地处偏远，建成后需要定期养护，尽管对保证粮食生产至关重要，但对地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因此，基层政策执行者一般对农水建设态度冷漠，除非干旱造成的粮食短缺，否则农田水利建设很少成为他们的关注焦点。(中国日报记者   李洋   编辑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