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1月15日封面文章：37岁的徐振军周一早晨睡到很晚才起床。他没有冲向办公室，而是选择在到处闲逛来消磨雨天。“我和我的两位同事今天停工，”徐振军说。他之前辞去了一所香港慈善组织的工作，目前就职于NGO。虽然自认为是理想主义者，他停工的诉求却很务实——在年底前将非营利性工作者的工资相应提升10%~20%。
“十年前，做我们（非营利性工作者）这行的人很少，从今天开始，十年后境况将依然不变。因为非盈利性工作者的工资太少了。我的同事告诉我，每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甚至不够在菜场买40元一公斤的猪肉。这实在是太可怜了。” 徐振军说，那些在政府或私人基金会工作的人相比之下境遇要好些。由于资金不足，基层的NGO位于了慈善链的底层。根据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基金会以及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进行的联合调查，90%从业于NGO的人月收入低于5000元。
500多家参与调查的NGO中，超过18%的人说他们的月收入低于1000元或没有稳定收入。而月收入超过5000元的大多数人证实是为基金会工作的。
“年轻的一代或许可以在毕业后的最初几年生活无虞，但过了几年之后，当他们迈入适婚年龄，发现需要养活家人、需要结婚买房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辞职。”徐振军说。
“在最初几年，你不会发现在工资方面，公益工作与其它营利性公司有很大不同，但公司几乎每年都在上调工资，而NGO几乎不会。”
“几年过去了，当你最终鼓起勇气向你的上司提起增加工资的事情，你仅仅只会发现，纵使你的上司在NGO工作了超过10年，他的工资仅仅只有3000元一年——只比你得到的高一点点。”
调查还显示只有28%的NGO主管领导拥有超过5000元的月收入。
理想与现实之间
11月11日是坚春天在瓷娃娃关怀协会工作的最后一天。瓷娃娃关怀协会是驻扎在北京的一家NGO，专为成骨不全症患者提供帮助。成骨不全症是一种稀少的遗传性骨骼混乱。11月11日这也是春天自从8年前志愿者生涯开始至今，工作于非营利性组织的最后一天。
当问及春天辞职的原因，27岁的他只是说“我将结婚了。”“我的女友比我小4岁，她刚毕业（因此她没有经济来源），我们的父母都很传统，认为我在NGO的工作就像是在做善事——他们几乎无法称之为‘事业’，”他说，“辞去这份工作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我肩负太大压力——我需要为买房子，婚礼也需要巨大的支出，”春天说：“许多人说我放弃了我的梦想，但对我来说，最真实的梦想是基于现实基础的。全职工作5年后，我会重返志愿者工作的岗位。”
瓷娃娃关怀协会的组织人王奕鸥说，NGO的伙伴们打算为春天召开一个告别诗歌朗诵。 “当春天离开的时候，他没有要求涨工资，因为他明白我们可以给他多少，” 王奕鸥说，“我们也理解他选择离开的理由。”
“纵使如此，像我们这样的协会依然会很头疼，因为最好最聪明的人在营利性公司中可以挣得更多，这成为了我们雇佣他们的障碍。因此最终，非营利性组织只能雇佣二线人员。”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在非营利性工作领域，女性比男性多，NGO草根组织热爱家园的秘书长刘永龙如是说。基层社区是一个致力于社区服务，比如提供义务法律咨询的NGO和倡导垃圾分类等等。“比如，我雇员中超过70%是女性，”刘永龙说，“那可能是因为中国传统观念中，男人天生需要养家糊口。”
而他自己，是个例外。刘永龙说当他在一家国营企业做管理层时，他挣得比他妻子多。而现在她的收入是我的两倍多。“刘永龙说。由于糟糕的收入，组织的平均辞职率高达100%。
妈妈的主意
对徐振军来说，倡导NGO罢工的想法来源于与他60多岁的母亲早些的一通电话。“我妈妈5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恰逢母亲节前一天——她想往常一样，问及我的经济状况。因为我和我的妻子同为NGO工作，这让我的双亲很担心我们的经济状况。”
在这通电话的最后，她提议说为什么不组织一个类似联合会的组织来改善NGO关于低收入的问题？所有这些为基层NGO工作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庭责任，需要供养他们的父母并为结婚存钱。但他们却拿着廉价的收入。为什么你不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刘的母亲问。
在电话中承诺他的母亲之后，徐振军说，那个想法像滚雪球一样在他脑中飞速变大。“我倡导公益人提出他们的了四个愿望——他们最希望得到的前四个的要求——这些诉求一个月前在网络上，通过网络论坛和微博被转载着。”他说。
“我的四个愿望是‘我想要一份高些的收入’，‘我想要增加我雇员的收入’，‘我想要更多人加入我们’以及‘我希望社会能给予给我们更多的关注’。”
不为人所知
一个特殊的关注于NGO低收入的小组讨论11月6日在杭州召开，吸引了全国40多个NGO组织的关注（包括15个设立在杭州的NGO以及25个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四川和云南的NGO参与了此次网上讨论）
杭州滴水公益组织魏均说他们开会得出的结论：“我们不是提倡给公益人加薪，而是倡导公益成本这个概念”。
“为什么公益界的工资普遍比较低？首先，中国老百姓对慈善不了解。如果你去贵州走访贫困孩子，一个小学生一个学期的学费是三百块，派人工去核实的成本是五十块。我跟爱心人士说捐三百五十块，人们就会觉得你会在赚钱，”魏均说。“滴水公益常年收旧衣服捐赠边远山区，可是我们面临着运费的压力。每次我们跟小区里捐衣服的居民说每捐一件衣服多加一块钱作为运费，他们都不愿意。”
魏均说他05年开始在公益界全职工作，刚做的那几年个人积蓄像流水一样哗啦啦的全部花光。“大部分的钱花在走访和核实上，一年几十万是很正常的。我当时的想法也是做公益不从捐赠者的款里头拿成本，可是按照无成本做公益的话，公益的道路是会走死的，”魏均说道。
“国外的一些诸如世界银行的（资助）项目都允许你计划里写成本，可是国内就不行，大家都在比谁的行政费用低。”
10%或者更少
爱德面包房是南京爱德基金会资助的一家雇佣智障人士的街角面包房。爱德面包房的总经理朱广铨曾在爱德基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说每笔善款的10%都会用来维持基金会的运作和支付人员工资。
“这种做法在国外十分普遍，可是很多国人却看不惯，”朱经理说。“特别是郭美美事件之后，国人对慈善事业越来越不信任。”
《基金会管理条例》里明文规定行政支出不得超过款项的10%，而这个10%通常被基金会拿来作为默认的管理费用，一些NGO也拿这个数字作为参考。可是一位中国福建省的亿万富翁却挑战了这个10%。
2010年5月，曹德旺经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5省市旱灾区贫困农户捐赠2亿元，要求该基金会在半年内将善款按每户2000元发至近10万农户手中，且管理费不超3%，差错率不超1%。由此，他被称为“最苛刻的慈善家”。
“曹德旺3%的苛刻要求，扶贫基金会做到了，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魏均说。“中国扶贫基金会有政府背景，他们赔得起这笔钱（除了曹批的3%以外的行政支出），可是我们不行，千千万万的中国草根NGO没有这个本钱去赔。”
支持的声音
中国的草根公益组织并不是世界上唯一被行政费用所困扰的群体。
丹.帕洛塔(Dan Pallotta)是一位美国公益专家，他同时也是《此善非善》的作者。丹认为公益人应该得到跟公司薪水相匹敌的报酬。“他们（公益人）应当有权利花行政费，与此同时，捐赠者也应该停止仅用行政费用去衡量一个公益项目是否成功，他们得把公益活动的影响力考虑进去，这才是一个更好的衡量标准，”丹说。
可惜丹的言论无法短时间内在中国普及开来。就11月7日NGO停工这件事而论，原因之一是就是当今社会网络舆论的巨大负面压力。在徐振军倡导草根NGO停工的微博被广泛转载之后，随之而来的还有近乎一半的诸如“如果你追求高薪，你就不要号称公益”的不友好评论。
李歆照，一位北京的公益人兼社会评论家评价道：中国的公益事业被道德绑架了并且这个社会的集体意识觉得钱跟道德是背道而驰的。“这个社会，提出我要加薪就会有这么多人指责你不道德。大家会说，‘如果你追求的是名利，就不要做公益’。这个思维很奇怪，因为大家觉得道德性的事业不应该跟钱挂钩。社会上人看这个慈善事业，不是当做工作看，而是觉得慈善是靠道德支撑的。可是公益靠高度道德支持的东西是好事情吗？”李歆照说。
“这个情况是没有办法靠外在的法律法规而改变的，只有超过50%的人认可做公益可以好的报酬，才可以让整个情况得到好转。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出新的法律法规、而是改变人的意识。”
可持续性
面对一些公益人士倡导政府设定最低工资的要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吴冲摇了摇脑袋。“让政府介入非政府组织的事情是很可笑的，事实上，人们看惯了公司的破产倒闭，可是轮到NGO，大家的心就软下来了。可事实是发展不好的NGO自然会倒闭。”吴冲说。
“无论是企业公司也好，NGO也好，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打个比方，在我创建真爱梦想之前就想好了这个基金会的五年计划：从哪里筹钱、怎么筹钱、办公室设在哪里、如何扩张这些因素我都考虑进去了。”
草根NGO热爱家园的秘书长刘永龙则不然。他承认在11年前创立热爱家园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个当年的志愿者团队可以成为一个NGO。“我甚至没有料想到11年后它仍然存在，”刘永龙说。“一些后起之秀的NGO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比较好，简单说来就是如果你在创立NGO之初就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比没有这个理念的NGO活的长久。”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一家专门致力于改善来沪外来工子女课外教育环境的非赢利机构就是刘永龙口中的“后起之秀”之一。该机构从2006年开始，为上海的外来工子女开设合唱、舞蹈、吉他、笛子等音乐艺术类科目，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
“现阶段我所考虑的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有机会去那些资助我们的机构跟公司实习，甚至他们是否有能力留在那些机构工作。如果这样顺利的话，久牵的孩子有了经济基础之后，我相信他们会以志愿者的身份回到久牵来回报我们，甚至会带来新的资助，” 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创始人张轶超说。（中国日报记者 石莹莹 编辑 邓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