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挪威人曾在中国患了失忆症，如今怀着感激之情又旧地重游。

中国日报网中国在线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12日报道：挪威人奥纹德·阿莫特说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中国话是27岁时在一列中国的火车上。

当时，他不知道他是在火车上，不知道他在说中国话，也不知道他是个外国人。他根本搞不明白所有这些是什么意思。他甚至不记得他是谁，从哪儿来，也不记得他的身份，他过去的一切。

阿莫特说：“人们指着我，用中文说我是个‘外国人’。我就回答说，‘好吧，我是外国人’。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外国人”是啥意思。”

后来有差不多20位脑专家为他做了检查，说他患了逆向健忘症，就好像是他的“硬盘不转了。”不过，在做出这个诊断前，那可是费了好大的劲，而且他还又经历了更多的旅行，以便重新发现他是谁。

6年以后，他又重新走了一次2000年走的路线，看看当年在他失忆前的那3周里都发生了什么。对那段时间的事，他没有任何记忆。他也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得的失忆症。

这次旅程得到全程拍摄记录，编辑成了一部叫做“重寻记忆”的80分钟纪录片。上个月，这部电影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小型、不公开的“北欧电影节”上上映。今年12月初，这部电影也将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放映。

2000年，他在张家界下了火车以后，几个陌生人通过他随身带的东西试图辨认他是谁。他说直到几年以后，他才认识到这些陌生人的帮助之可贵。

阿莫特说：“那时，我不是不感激他们，而是我根本不知道感激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当时做了什么。”

他们给他解释说他的护照和钱有多么重要。他们把他送上一辆开往湖北省首府武汉的汽车，还告诉他，到了武汉以后给一个从他的背包里找到的电话号码打电话。

阿莫特说：“在我上车前，他们最后跟我说的竟然不是我以为最重要的事：我该在哪下车啊。”

结果他在武汉街上游荡了几个小时，见识着这个新奇的世界，像个孩子似的理解他所见的一切。

“那是圣诞节前夜，有些人穿着圣诞老人的红衣服在分发礼品，”他回忆说，“我当时真不知道他们在干吗，就随着人群从他们身旁走过，拿了份礼品。”

他说，他当时根本就想不到要打开礼品包装，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后来他觉得累了，看到街边上有个红色的电话，记起了那个电话号码，就拨了号。接电话的是他的朋友吴伟（音）——武汉著名的叫做SMZB朋克乐队的歌手。

电话里，吴伟很吃惊阿莫特竟然不记得他了，不过他觉得阿莫特是因为旅行而累得神志不清了。由于阿莫特给他打电话又对他毫无记忆，在他赶过来接这个挪威人的时候，他开始担心起来。

“他真的没弄明白，”阿莫特说。其实是他自己不能察觉朋友的担心。“我当时确实感觉不到朋友们对我的深切担忧。”

因为阿莫特也认不出吴伟的妈妈，还有其他曾拜访过他的老朋友们，于是，他们将他送进了医院。

医生确认阿莫特丧失了记忆，建议他去专门医院并和北京的挪威大使馆联系。

大使馆要他回挪威，朋友们从他随身物品中的一张纸片上找到他的电子邮箱地址和密码，帮助他和他妈妈取得了联系。

然后他就飞回了挪威。在那里，医生说他的病情可能是因为脑外伤、麻醉品、食品或动植物的毒素等原因引起的。他一年前潜水受过的伤和高中时得过的脑膜炎都可能对他的病产生影响。

不过，他在挪威做检查的时间，距他失去记忆已经有2个月了。这对找到真正的致病原因来说，已经太迟了。所有的医生都发现脑后部的异常，不过这个异常由于太小很难检验。

阿莫特得知他曾和朋友们在中国沿海航行，后来他离船上岸去了解中国。在他得健忘症前，给妈妈的最后一封邮件中，他说自己要去寻找西藏地区的一个“马背上的游牧部落”。

他在火车上苏醒过来，已是三周以后的事了。

因为阿莫特遇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他慢慢发现自己能讲好几种语言。最终，他发现他能懂英语、挪威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瑞典语、丹麦语和汉语。

阿莫特说：“那些词儿就在那儿，我知道英文的‘bowl’就是中文的‘碗’，‘table’就是‘桌子’。不过抽象词比如幽默，嫉妒和愚蠢等，理解得会稍微慢点儿。”

他还说自己可以本能地做到人家用什么语言说，他就用什么语言回答，而且注意不到人家是否在谈话中改用了其它语言。

他回忆说：“很多中国人会先跟你用英文说‘hello’或者‘how are you’打招呼，然后他们可能就改讲中文了。可我跟着那开头讲英语，结果他们就纷纷离开了。”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阵子，后来我才弄明白那两个词可能是他们仅仅懂得的英语词汇。”

在挪威上了几年文化和语言课后，他又重读了在失忆前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东西，阿莫特决定回来看看。他得到了中国南宁大学学习的全额奖学金。

他说：“我到了南宁以后，发现那里非常适合我。”

后来他回了挪威，直到他涌现出一个新念头，迫切地想要重新再走一次在失去记忆的三周中走过的地方，揭开他患健忘症期间秘密。

阿莫特说：“在最开始，人们说‘回去一趟，看看那时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敷衍说‘对，对’。”

“后来我发现我越来越动情，和他们的想法越接近，这个愿望也越来越强。我曾说5年来，我一直想要查明真相，但现在意义有所不同了。”

因此，他从重庆——记忆中的最后一站出发。朋友们告诉他，他是要去四川省的九寨沟。

在那里逗留期间，他用大部分时间逢人询问，“你以前见过我吗？”

有人说他们见过他。

接着，他又去了那个地区一个偏远的地方，他相信自己曾在那个少数民族地区住过。

尽管他没有发现什么部落，但他确实发现有一对夫妇告诉说他曾参加了他们12月1号举办的婚礼，还拿出了他们一起祝酒的照片。

后来，他就去了湖南省张家界，因为他在2000年时遇到的那些人说他当年计划要去那里。

在张家界的一个村子里，几个老乡告诉他，他曾跌倒过两次。两次跌倒都使他昏迷不醒，有一次还在医院住了三天。

但是，医院已经不复存在，医疗记录也在该医院合并进张家界市的医院时弄丢了。

有人告诉他，在他昏倒后，曾在当地一对夫妻的家里住了三天。另外，他还曾经在一个木材厂的苫布下和帮助过他的工人们住过一夜，那是在他上车离开之前的事。

在找到接待过他的夫妻以后，他遭受了情绪几乎崩溃的折磨。

阿莫特说：“那是因为信息太多了的缘故。”

“我曾困惑当时发生了什么，让我在6年中一直有一种愉快的感觉。然而，失败可能促使我拓展了情绪基础。”

阿莫特从寻求之旅归来后，将自己的时间分成为在中国生活和在挪威生活两部分。

阿莫特说：“我觉得两边都是家。”

“不过在某种感觉上，中国更像家。因为我失去记忆后，在这里呆的时间更长。”

阿莫特目前为一些在中国的北欧企业和组织做顾问、翻译和媒体指导等工作。他还开办了一家叫做宇宙风文化合作的公司，主营不同国家的多种艺术项目。

阿莫特说：“我觉得现在自己做国际合作的工作，思路很对。这就像那许多曾经帮助过我的中国人一样，源自于同样的互助精神。 ”

阿莫特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自己打心眼感激曾经失去记忆的经历。

他说：“那段经历真是难以置信的神奇，几乎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不敢想象这事要是发生在挪威结果会怎样。正是因为它发生在中国，我经历了大量的不同文化和社会。我感激这段经历中的点点滴滴。”（中国日报社记者   艾瑞克·尼尔森  编译 辰北   编辑  裴培  张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