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张军从未想过自己会和“官府”打官司。不过10月15日下午，这位上海市闵行区“钓鱼案”的当事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他对官司的胜诉充满希望。日前，张军已委托维权律师郝劲松，起诉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

同一天，另一场庭审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进行。当事人江涛有着和张军相同的经历。今年6月21日，他因“顺路搭载”一男一女两名乘客，被宝山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当场抓获”。事后，他被以“用肢体语言与乘客商定价钱”为由，处以行政罚款2万元。

当天，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宣布调解失败，择日宣判。

“这很正常。之前的钓鱼执法案件，原告无一胜诉。”张军表示，他的起诉已于本月9日在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不日即将开庭。

小白领成了“大鲤鱼”

连续3天，位于上海市郊的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大门紧闭。不到中午12点，原本用于“当场抓获”非法营运车辆的3辆面包车，便早早停在院中，处于“淡季”状态。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表示，“好几天没看到刘队长来上班了。”

而一个月前，深陷“钓鱼案”的执法大队曾就执法方式进行高调回应。该大队在中共闵行区委员会党务公开网发布了《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出“新招”整治非法营运》一文。文章声称，该大队二中队面对取证难题积极应对，想出了取证和查处分步进行的执法新招，进行先取证后查处。“灵活应用‘先取证后查处’方法，可有效缓解执法取证难问题，有利于维护客运市场稳定。”

但记者今天在上述网站上没有找到这篇文章。

“这是工作秘密。”谈及“先取证后查处”办法的具体内容，大队长刘建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

不过，亲历者张军将这一“工作秘密”披露给了公众。一个多月来，这位圣戈班集团中国磨料磨具公司的市场经理带领蜂拥而至的媒体，还原了不下15次现场画面。

2009年9月8日下午1点左右，张军的“长安福特”停在了闵行区元江路与华宁路红灯前50米处。每天上下班，这个30多岁的白领就会驾驶私家车来往于家与单位之间。

漫长的红灯等待时间，他右侧的副驾驶座窗前出现一名30多岁的男子，穿着一件白色T恤，“看上去不像是流浪汉，就是普通市民的样子”。该男子捂住腹部，声称“胃痛”，要求张军搭载一程。

7分钟后，该男子“完全没有了胃疼的样子”，并主动提出，“我给你10块钱”。张军称，他当时立刻表示，“我是私家车，你胃疼才载你的，不要你钱，就放你在前面”。

两分钟后，“长安福特”应男子要求，转弯，停下。该男子试图伸手拔出该车钥匙，随即与张军扭成一团。车外，七八名身穿黄绿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开始从东西南北包抄上来。

此后的情形，当事人张军显然“不堪回首”。他被一名执法人员“揪住脖子”，另外两名执法人员则“反扣”他的手臂。他被押入一辆金杯面包车，该车停在北松路1358号上海市中马皮件有限公司的大院内。“长安福特”遭到扣押，那位男乘客则不知去向。

15日下午，大院传达室的老师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这里常有执法大队的面包车，还抓过几个‘黑车司机’。”

之后，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交付罚款10天后可取回扣押车辆。而张军对执法大队提出质疑，那位身着白色T恤的男子是“钓钩”，而他正是“被钓的鱼”。

刘建强则拒绝透露事件中搭车者的信息。不过，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执法部门的确存有执法过程的录音，但“不便提供”。

江涛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之所以肯定自己是“钓鱼案”受害者，有一个重要原因。今年6月21日，他被“当场抓获”后，曾在同一个地方，重遇一男一女两位乘客。当时，他们正对着一辆桑塔纳要求“搭载”。江涛随即上前交涉，并且两位“乘客”身上有录音设备。

郝劲松律师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判断，“钓钩”往往有两个特征：一是引司机到埋伏区，二是“试图拔车钥匙”。另外，“钓钩”往往携带录音设备，既然官方承认执法过程中的录音存在，“那么，上车的人无疑就是‘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