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体的“北京共识”
“华盛顿共识”成为一种傲慢历史终结的标志，步“后华盛顿共识”提出新的发展理念之后，“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引出一系列新的思想。不同点是，其作者，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今年38岁的雷默，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还是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阿斯彭学会荣誉会员、美中年轻领导人论坛两发起人之一以及世界经济论坛“明天的全球”领导人会议成员)，以中国的案例描述了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正是对“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超越“华盛顿共识”理念的实证研究。
“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雷默简要地总结了他说解读的“北京共识”的精髓。
“北京共识”的智力拼图由三个组成部分：第一是创新。雷默认为，创新是改革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改革的特性所决定的。改革过程中的任何变化，同时制造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改革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你能否以更快的速度去解决改革中产生的这些问题。
第二是公平发展。他说：“所有新的政策，其结果都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对于政策结果的好坏并没有先知先觉的预知可能性。那么就需要用一系列新的手段来管理这些可能。比如以前只强调GDP的增长，现在则着重强调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增长的质量与公平发展。”
第三是国家主权。“华盛顿共识”只考虑了经济发展的因素，但是现在放眼世界，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都要考虑怎样保护自己，担心其他国家干预自己国家内政。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中国人对于国家安全有独特而强烈的意识。
“北京共识”更强调的是创新和平等的发展，这两条与“后华盛顿共识”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北京共识”多了一条“国防的自主”，通过非对称战略的国防自主性，保证独立发展的战略在国际上可能。这正是“北京共识”的贡献。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认为，雷默“北京共识”的三个组成部分逻辑性非常清晰：
首先，中国的创新不仅局限在技术创新或者是吸收技术。另外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改革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要不断地调整，只有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和改革所伴生的问题、矛盾在一定时间内相匹配，改革才能够持续下去。
其次，中国的公平发展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原因，因为创新、改革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虽然很多政策是创新，但是会有预想不到的后果，可能就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的扩大，为了社会公平和稳定的发展，减少由改革所带来不确定性的后果，公平、可持续的发展必定成为发展战略内在的组成部分。
再者，非对称国防，是指即不拖垮经济，又能够有效防御的国防。有国防的保证，又使国防的投入不至于拖垮经济，才能保证前两点的实施。
“后华盛顿共识”为全部发展中国家探索新的发展观，而“北京共识”的载体则是中国，它总结了中国走向成功的发展模式，是客观上中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并不是中国主观上希望改变。3月22日，在财政部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有限公司22日主办的“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研讨会”上，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的英国财政部副部长斯特恩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发展对全球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01年至200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西方七国集团之和。巴西驻华大使德卡斯特罗·内维斯也肯定了“中国因素的外部性”。2003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零，如果没有“中国因素”的影响，当年巴西经济本来会下降0.8％。
两个“共识”的影子
“共识”这个词容易使人望词生意，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共识根本不存在。”斯蒂格利茨再次强调说。
无论是斯蒂格利茨还是雷默都一致认为，在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两个大国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来做，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印度。
中国真的是个例外吗？
中国学者的看法不同，他们肯定“北京共识”中对中国1997年以来发展模式的描述和下一步的目标，但不同意中国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的提法，认为“中国既是‘华盛顿共识’的例内也是例外”，并提出“Two Shadows”(两个影子)的概念，即“中国既有‘华盛顿共识’的影子，也有‘北京共识’的影子”。
尽管一位美国人送给中国一顶“北京共识”的帽子，并希望把他复制送给更多发展中国家，但是也有人否定“北京共识”的存在，其理由是中国有“华盛顿共识”的影子。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我们确实借鉴了不少‘华盛顿共识’的东西”。斯蒂格利茨将“华盛顿共识”概括为三条主要内容，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分析为：
第一，宏观稳定。但局限在价格稳定，而忽视宏观经济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充分就业。
第二，贸易自由化。例如，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加速贸易自由化，大幅度减少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
第三，民营化。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私营经济迅速发展，目前已占经济总量的1／3；此外，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
显然，“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一般原则均出现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所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得出结论：假定“华盛顿共识”有问题的话，它的部分问题并非在中国之外，而是在中国之内；“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国家失败的经验，在中国也存在。
如何判断中国？汪晖认为在中国有“两个影子”共存。他说，我们相当多地看到在直接复制和照搬“华盛顿共识”，拉美国家是失败的，俄罗斯改革也是失败的，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也在走“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市场化、非公有化、全球化等等，并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比如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城乡的分化、收入的分化、腐败、生态危机等等问题，都在社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接着，他又分析到：好像还不完全是“华盛顿共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么多的国家开放资本市场可能比中国早，市场更健全，但是遇到外部危机就垮掉了。人们总是说中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顶住了同样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避免了本国危机。中国顶住的原因是什么？它本身又成为一个十分有争议的命题。
他认为，不一定把“北京共识”看成是一个对现实的描绘。“中国既是‘华盛顿共识’的例内也是例外，既在其中，也在其外，这正是它的矛盾性”。汪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