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合同期限没到，袁全需要付给学校一大笔赔偿金，袁全终于在人事处爆发了：“学校应该另开一个专业，专门研究如何挣老师们的钱！”

袁全辞职时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她再次拒绝了爸爸那家国企的橄榄枝，“这个世界常常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后悔，而是因为你没做什么而后悔。”

如果说年轻女教师能通过结婚改变命运，男老师怎么办

嫁人，是不少女教师改变窘境的途径。

许多的妈妈一直教导她：女人有两次投胎机会，一次是到自己家，一次是找婆家。眼看不到2000元的工资养活自己很成问题，普通的商品房价格已是天价，身边的朋友接二连三地结婚从宿舍搬了出去，合租的房子渐渐找不到同住的对象，许多开始着急了：“发疯一样想结婚，甚至考虑过嫁个有房子的老头子。”

好在“大学女教师”因为职业“工作体面、受人尊敬”，一直属于婚姻市场上的绩优股。频繁相亲过后，许多嫁给了当地一位国税局领导的儿子。他也在税务系统工作，家里好房子有多套，还有一辆公车两辆私车。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不用再漂着了。”许多说。两个月以后，许多就结婚了：“丑是丑了点，看习惯了都一样。”

跟许多可以通过嫁人改变生活的窘境不同，高校男教师面临着更多困境。来到这个城市4年了，房价已经翻了两倍，郑革依然住在学校不到1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就这样一间朝北的潮湿小屋，学校每月还要从他的工资卡中扣除550元作为房租。这样一来，他每月到手的工资还不到2000元，“不吃不喝也还不够某些核心期刊的单页版面费”。

在郑革的大学里有一个教师优势综合指标排序的规律：老年男教师、中年男教师、老年女教师、中年女教师、青年女教师、青年男教师。

“所以，年轻人难，年轻男教师更难。”郑革说。

在教授的舞台后默默奉献经费和他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许多工作非常努力，读书期间就跟导师做过不少项目，可那个时候不论项目经费多少，都跟她“没一毛钱关系”。本以为到了高校之后可以翻身当家做主人了。事实上却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许多在一所理工学校工作，文科项目本来就少，申请标准也就更加复杂。

“所有的项目都跟职称挂钩，随便一个项目的申请，起点就是副教授。”许多说。

好几次也想过冲击青年教师项目，再一看青年的标准是50岁以下，“就一点儿希望没有了”。几次申报项目的不成功，让许多很受打击：“看来大学教师还真是跟‘国学大师’差不多的职业，拼的是谁‘活得久’。”

考博又是另一个瓶颈。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校园已经成了“同事看不上，领导不重视，学生瞧不起”的尴尬学历。但是想要读博却又很难。许多所在的英语系，因为本科教学评估时期师资力量不够，一口气引进了9位硕士。现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基础教学工作，学校考虑这个原因，一直严格控制硕士教师报考博士的名额，“一年3个，按年限排队”，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年排上队了，有了考试资格却没通过考试的，必须重新排队”。这样的压力让许多不敢再想考博士的事。

她说，现在考博在导师那里也要排队，“两边儿都刚好排上号的概率太小了，可以去买彩票了”。

对于高校里一些年轻教师的牢骚满腹，已经人到中年的教授对他们颇不以为然。

刘业，今年刚刚被提为教授，他说：“我们年轻时候一样一路为领导做嫁衣裳，给他们写书做‘学术影子’，都习惯了。现在的‘80后’教师，整天想着怎么快点出名，还没学会坐冷板凳。”

好在郑革的性格平和，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这样的说法并不影响他的心情。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去年他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但他最大的愿望还是回到学校教书。“相比社会而言，学校还是要单纯很多”，这也许是很多年轻教师虽有怨言但还甘守清贫的原因。

因为坚守，郑革也获得了让他温暖的回报。他的学生像尊敬旧式知识分子一样把他视作“世外高人”。不过，对待这样的评价，郑革有时也会苦笑：“学生把我当成献身学术的苦行僧，但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偶尔也会有还俗的念头。”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段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