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需要真正的内部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公权力的法制化。首先还是加强民主，改进作风，风气变好，社会风气就会变化。——牟新生
中国日报网消息：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发言时，对一些地方的用人不正之风、不讲真话、难听到真话的会风等问题逐一批析，见诸媒体后引发网民强烈共鸣。
67岁的牟新生以直言而闻名。为了说真话，他付出了不少代价。到全国人大第一次发言就捅了娄子，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放炮”。
8日，本报围绕“说真话”对其进行了专访。
- 人物简介
牟新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生于1943年12月，陕西扶西人。1998年12月任海关总署副署长。1999年2月任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4月任海关总署署长。2008年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牟新生曾参与查办“厦门远华走私案”，赖昌星曾经想要“灭了他”。
【说真话】
我一直比较敢讲真话
为何真话少、官话多？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
新京报：你看到张维庆委员关于“官员说真话越来越难”的言论吗，有什么感受？
牟新生：看到了他的讲话，很赞同，很有同感。
新京报：现在在一些地方，真话少、官话多，这是为什么？
牟新生：我个人的看法，现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作风、文风、思想作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腐败问题成为社会焦点，中央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每年抓出来的省部级干部还是很多。改革开放成就很大，但社会发展不平衡，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这是根本的问题。
另一个，也是中国几千年的皇权意识作怪，官本位的思想太厉害了，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就有这样的想法。
新京报：你当时在海关总署当署长时，敢不敢讲真话？
牟新生：我一直比较敢讲。我补充一点，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与用人机制也有关系。我曾给组织部门提过意见，本来各项法规规章都很不错，但没有执行到位，在目前体制下，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权力高度集中，特别在用人上。我在海关10年，当一把手8年。感觉就是一把手权力太大，尤其在用人上，说一句话，别人很少敢说不。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就很注意了。
【领导视察】
应对领导地方有“规则”
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
新京报：一把手的话对干部选拔有多大的作用？
牟新生：决定作用。干一把手时间长了，如果一把手有点意思，都不用直接表白，下面的人马上顺着你来，这种机制很危险。我发现这个苗头后就特别注意，后来就发现有的人不是我看到的那样，有的干部是两面人，领导面前一套，群众面前一套，群众评价和我的评价完全不一样，我就特别注意，领导人的决定起关键作用。
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好多问题解决不了，表现在用人上特别明显，制度是制度，说一套做一套———靠小集体定名单，靠主要领导定名单，视野不开阔。
新京报：张维庆还讲到领导下基层视察、调研的真实性问题，你怎么看？
牟新生：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譬如有领导下去视察，当地都预先进行了周密部署，安排得非常具体，领导人成为了一个“机器”，这是很可悲的。还有的领导去视察，周围几十个人前呼后拥，大部分都是民警和干部化装的，全是假的。这都是真实的事情。有的领导知道这个规则，所以经常搞突然袭击，但总是有限的。
【文风】
用一段话说一句话的事
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
新京报：文风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牟新生：我在文风上意见提的很尖锐，现在一些领导讲话、报告前半部分全是套话，只有后半部分有点实在的，云山雾罩的，“党八股”太厉害了，本来一句话说的非常明白的，一定要绕来绕去说上一段。现在有些领导的讲话和报告都是秘书坐在屋子里编的，总会有江郎才尽的时候。
新京报：你当署长时，自己写讲话稿吗？
牟新生：说实话，一般开党组会都是自己写，开全国关长会，那不是自己写，因为是总体报告，我和助手先开几个座谈会，搜集意见，研究出一个提纲，再听取司局级干部的意见，先发表意见，我口述一个提纲，秘书写完后再发回去听取意见，写完以后再发给大家讨论，修改，最后成稿。但一般的会议从来都是我自己写。
新京报：其他领导干部的情况呢？
牟新生：我了解到的一些领导干部还是不错的，比较务实，发言都是自己写，甚至就写在一个破的小笔记本上；有的领导虽然用准备好的发言稿，但能看得出其中有自己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干部发言，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打印稿。总的来看，估算一下，大概三分之一的领导干部坚持自己写发言稿吧。
新京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牟新生：我赞成张维庆的建议，倡议领导干部带头说实话，说真话，只有他们带头，下面才敢说，同时要批评不讲实话的、不讲真话的现象，这个风气才能够有所改变。应该说，多数干部是想说真话的，但存在不敢说、没办法说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