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晚，市长黄奇帆会见了到重庆访问的日本青少年友好使者代表团，并接受了部分媒体记者的集体采访。
落座之后，黄奇帆首先代表重庆市政府对代表团到重庆访问表示欢迎。随后，他用五分钟的开场白，勾勒出重庆发展的总体情况。黄奇帆说，重庆是中国内陆惟一的直辖市，也是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目标是争取在2020年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经济中心城市，以及中国西部开发的领头羊、增长极。重庆又是中国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地区，也将争取用10年时间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的直辖市。
近些年在西部开发政策的推动下，以及去年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支持下，重庆发展迅速，去年经济增长14.9%，位居全国第三位。今年的情况可能会更好，预计将达到16%。
黄奇帆称，重庆尽管地处内陆，但还是一直注重与国际接轨，加快开放的步骤。在利用外资方面，2007年只有10亿美元，2008、2009两年取得了翻两番的成绩，到去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了40亿美元。
“这就是说，重庆的经济建设不仅是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是开放的，包括吸引外资和与国际接轨，近几年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黄奇帆说。
在随后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青年记者们踊跃发问，黄奇帆回答了10名日本青年记者关于吸引外资、人民币升值、打黑除恶、城乡统筹等方面的问题。
重庆利用外资有3项优惠政策，并且有自己的引资策略
日本TBS电视台记者：我在到市中心的路上，看到很多外国企业的广告，重庆市政府在引进外资上有什么样的政策？
黄奇帆：有3个优惠政策。第一，外资企业所得税在重庆是15%，与当年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是一样的；第二，重庆建立了两个保税区，保税区是“关境之外、国境之内”地区，享受关税豁免政策；第三，在外资到重庆享受同等国民待遇的问题上，重庆让各个重要的经济领域都对外资开放。这三个方面政策使外资到重庆发展，在近几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我们有自己利用外资的策略，即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所谓全方位，吸收港、澳、台、欧、美、日所有的外资；宽领域即吸引的三分之一外资布局在工业，三分之一在城市建设，还有三分之一是服务业、金融等领域；多渠道是指，外资到重庆来可以开辟一个新项目，也可以进行收购，重庆的企业也可以到海外上市融资。
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与国家经济利益和整体发展战略相关，长远来看人民币汇率适度调整是有益的
时事通信社记者：我想问一个关于人民币的问题，现在国际社会认为人民币应该达到与中国经济相等的价值，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沿海出口企业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我了解到重庆的企业大多是满足内需的企业，如果人民币升值对重庆和沿海有什么冲击？另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如果用人民币做国际贸易的话是否对重庆有利？
黄奇帆：这个问题包含了一系列的小问题。首先中国人民币汇率是与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在实际管理上是根据市场情况略有浮动的汇率。从2004年到2007年的4年中，人民币汇率呈现每年“走小步，不停步”的特征，从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到1美元兑换6.8元人民币，差不多上升了20%几，平均每年上升在5%左右。
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全球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搞得很困难，人民币保持汇率的稳定，这既符合全世界经济体走出危机的要求，也符合中国走出金融危机的要求。如果人民币贬值，只会给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混乱。
中国目前人民币汇率与美元相对固定，是符合中国的发展要求，也符合金融危机中全球各经济体的要求，我不认为最近这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要做调整。
在金融危机中，日元大幅提升，在两年前1美元兑换120日元，目前是1美元兑换90日元左右，这对日本克服金融危机带来了困难。
当然，各国货币政策与其经济利益和经济结构发展的要求是相适应的。我认为，近几年中国的汇率政策是明智的、合理的。今后三、五年，人民币汇率恢复“走小步，不停步”的特征，这也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
那么，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不是仅靠出口来立国的，我们既注重保证一部分出口的规模，更注重调整经济结构，启动中国内需增长，使得进口比出口更大幅度提升。因此，人民币汇率有所提升，可能对进口，购买国际商品更划得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可能对出口不利，但对一个扩大进口、启动内需的国家反而是有益的。因此，中国会在整体发展战略转变上，根据经济结构和发展需要对人民币汇率作出适度调整。
重庆是内陆城市，进出口的量都比较小，汇率变化对重庆企业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日本近30年来在欧美、东南亚的投资并不怎么顺利，在中国投资却很成功，可以更多地投资中国和重庆
共同通信社记者：重庆作为西部中心城市发展很快，就这个速度来看，对日资企业有什么期待？在环保方面，对日资企业和日本政府有什么期待？
黄奇帆：重庆对外开放的幅度在加快，今年预计利用外资将达到60亿美元。但在重庆吸引外资的过程中，日资的总量比较少。在重庆的日资是全国的大约二百分之一。而在每年中国吸引的800亿到900亿美元外资中，日资的比例也是比较低的。总的来说，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较少，对重庆就尤其显得少了。
上世纪80年代，日企大规模投资美国，但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金融危机中，日本企业损失了大约50%，日本企业大幅从美国退出；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企业多投资在东南亚，但在1999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日本企业又损失近半。所以这些投资是不合算的；最近10年来，日本企业的投资并不是很活跃，这是因为日本的金融界用资金去欧美赚取利息差，使日本的工商企业不容易借到低成本的资金，于是就借高利贷，因此不容易活跃。
这三个10年，日本企业投资的轨迹来看，不怎么顺利。但是，凡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赢利的，包括在重庆投资的日本企业，也是成功的。
例如日本五十铃与重庆庆铃的合资企业，仅在近三年来，销售量就上涨了2倍，销售值也上涨了2倍；日本铃木与长安汽车的合资厂，近5年的销售量也上涨了近1.5倍。这些投资扩张都是成功的。
总的来说，日本工业有世界最棒的技术和制造能力，日本的企业有最好的企业管理，如果到中国、到重庆来发展，对日本企业扩大市场、增加利润有好处，对中国、重庆也有好处，是“两利”的事情。
为了这个目的，我下个月会到日本去，与你们国家的工业、金融企业讨论些合作项目。
打黑除恶是任何社会都要做的事情，重庆通过打黑除恶，取得平安环境，使经济社会发展非常顺利
来自日本福冈县的记者：我来自日本福冈县，有5个日本警察认定的比较大的黑势力团伙，为了打击黑势力，政府依法处理是应该的。黄市长对打黑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黄奇帆：政府的责任就是要维持社会秩序，都有自己的法律法规，对出现的违法犯罪事件，政府都有必要推动司法机关进行依法处理。
黑社会案件是各种刑事案件中的一种特定案件，主要有4个特征，不是说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是黑社会案件。第一，黑社会案件首先应该有刑事案件的肇事嫌疑；第二，是有严密组织的团伙，而不是散兵游勇；第三，有固定的经济来源，以支撑组织运行；第四，有保护伞，在政府或司法系统有内应。
黑社会犯罪危害大，因此我们对打黑非常重视，特别强调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这种处理方针，不仅是重庆的，在中国各省市都是按照中央的这一方针部署的。因此，中国有黑社会组织，但不会形成很大的黑社会组织。
重庆政府去年就是按照这个方针，处理了一些黑社会犯罪事件，司法系统也审理了一系列涉黑案件。这使重庆治安很好，也使经济社会运行环境更加平安，因此去年发展得也特别顺利。
来自日本福冈县的记者：我也希望重庆在打黑上能取得更好的成绩，也为日本警察好好上一节课。
重庆在未来将形成三级城市构成的城市群，通过“五个重庆”改善城市环境，并通过城乡统筹，使居住在农村的农民生活有四方面改善
来自日本九州的记者：到重庆市中心的路上，有很多高楼，路也很宽，但是我发现还是有很多农田，并且有位老人家在种地，重庆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提高农业人口的收入？
黄奇帆：重庆51%的常住人口是城镇人口，49%是农村人口。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城镇人口将增加到70%。
我们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中有几条措施。其中，城市是按照城市群的模式发展的，重庆主城未来将是1000平方公里、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它周围有30个中等城市，将积聚起600万到700万的人口，另外还有100多个中心镇。未来重庆的城市将是“一个特大城市+30个中等城市+100多个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为了推动这个城市群发展，我们推进了“五个重庆”建设，让这个城市群在森林中，是畅通的、宜居的、平安的、健康的。
另外通过城乡统筹发展，对农村地区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善。第一，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通信、能源等，让农民在农村享受的基础设施水平能与城市一体化。第二，改善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设施，让农民在农村享受像城市一样比较好的教育、医疗和文化设施。第三，让农村的农民像城里人一样，有养老、医疗等保险，有社会保障。第四，在农民大量进城过程中产生的农民工，他们有工作之后就定居在城市，不再返回农村，使其成为城市居民。
重庆是中央直辖市，因此能够更多地得到中央的帮助
日本河北新报记者：我想了解一下重庆市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距离，日本很多地方城市感觉到，地方政府的事情中央政府听不到，在中国是怎么样的？
黄奇帆：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中，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央直辖市，例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些城市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中央反映。第二种是省级政府管辖下的城市，例如西安、武汉，它们处于省政府管辖下，如果有什么问题先要向省级政府反映。第三层次是地、市、州管辖的小城市，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先向地、市、州反映。
因此，重庆发展中的各种重大问题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所以重庆现在发展的相对条件更好些。中国四个直辖市的市委书记也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这些城市自然能够得到中央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犯罪，日本青年应该牢记灾难，与中国世代友好下去
日本佐贺新闻社记者：我想了解一个历史的问题。我这次得知行程中有重庆这个城市时，心里感觉到有些戒备，我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因为大轰炸，重庆很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在座的青年记者都没有亲历过那次大战，我很担心重庆上一辈的老人不欢迎我们，但我发现重庆人对我们很热情，我很放心。不知道黄市长对我们日本青年人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黄奇帆：60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侵华战争，为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在重庆大轰炸的两年中，日军出动了一万多架次的飞机，在重庆投下了60多万吨炸弹，使所有建筑几乎全部被炸毁。造成灾难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他们是对中国人民的犯罪，也是对日本人民的犯罪。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应该记住这场灾难，世代友好下去。你们在座的都是日本年轻一代，代表着日本的未来。特别是你们媒体的记者，是年轻一代中的精英，是能够影响社会看法和舆论走向的一代精英，因此我也乐意与你们交流看法，畅谈重庆、日本和世界经济的走向看法，是很有益的事情。
我个人就很喜欢吃日本餐，和朋友私下聚会，常会选择日本餐馆，我也有很多日本朋友。
城市开发中，重庆通过政府动迁土地，并集中拍卖来化解开发商与市民间矛盾，消除官员腐败
东京新闻记者：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原住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也有开发商与政府官员之间的问题，日本就发现有很多官员的腐败问题。重庆在防止这些问题上，有哪些措施？
黄奇帆：这是一个关于城市开发中非常内行的问题。为了防止你说的两个问题出现，近5年来，重庆采取了两种措施，改变了动迁和买卖土地的方式。
以前，开发商看中哪块土地之后，政府要求开发商自己拿钱去动迁，开发商为了少花钱，不免有欺负老百姓的事情发生，因此出现很多纠纷。而我们现在的模式是，不允许开发商征地，城市的危旧房改造由政府统一制定优惠、公平的政策，使重庆1500多万平方米的旧城改造中，基本没有大规模的上访事件。
另外，以前一个城市很多个区县都可以与房地产商交易卖地，不免出现灰色交易。而近五六年来，重庆土地出让都由市级的土地储备中心进行，这一体制与目前香港的体制一样，使交易更公平、公开，最大程度地避免了灰色交易。
重庆有三个“钱口袋”，并把握着财政管理的三个原则。日本要解决财政问题，需要让低利率的资金流向工商企业
媒体分团记者：到重庆后感觉到重庆发展很好，与日本地方政府很不一样。日本地方政府都面临着财政问题，重庆市政府如何节约财政支出，在开发新财源上有什么措施？
黄奇帆：重庆市政府有三个“钱袋子”，有三个管理财政的原则。
第一个“钱袋子”是税收，每年大约有700亿到800亿元人民币，这可以维持预算内财政支出，即司法系统、各级政府、教育卫生事业单位等支出，维持政府运行，用中国土话说叫“吃饭财政”。第二个“钱袋子”是预算外基金，即土地出让金、除税收外的政府规费收入等，这笔钱每年大体为税收的1/2，主要用来进行城市建设，包括修路、修桥等。第三个“钱袋子”，是重庆市政府的国有资本，每年会有100亿到200亿元的利润，作为公共服务的支出。
总之一句话，就是预算内管吃饭，预算外管发展建设，第三财政保民生。
重庆对财政的管理也有三个原则。第一，把握财政收支静态平衡，不搞赤字，不搞债务。第二，财政收支动态平衡。比如用10个锅炒菜，8个锅盖就行，要动态平衡，可以有一些债务。第三，政府债务的量要控制。政府可以有一定债务，但债务余额决不能超过一年财政收入的60%。
我了解日本政府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债务问题，有6万多亿美元的债务，比每年4万多亿的GDP还多50%，是日本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倍多，甚至3倍。日本政府的财政比较困难，我相信日本地方政府的财政应该也比较困难。
如果说要我为你们建议的话，我就建议日本政府把银行管住。日本政府给银行很宽松的货币政策，几乎是零利率。银行把大量零利率的资金拿到欧美去套利，工商企业却借不到低成本的钱。企业亏损之后，税收就减少了，政府收入自然减少了。因此，反之就可以让政府税收增加，政府负担自然减轻。
记者 杨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