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比例失调20余年——

目前我国除西藏外，其他省份都存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问题

“女大往外跑，儿大娶妻难。” 如今，在中国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大龄未婚男青年屡见不鲜；在乡村小学和幼儿园里，男孩比例明显升高；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等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区，18—25岁的年轻女工严重短缺，以往“满眼都是年轻女孩子”的服装厂不得不用部分男工来替代……

有人说，这折射出“男盈女亏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持续20余年，累积效应已现端倪。”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男女比例协调本是自然进化的规律，然而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成为社会一大“顽疾”。

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3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因此，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1990年“四普”时，上升到111；到了2000年“五普”时，跃至119；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更高达120.49，超出警戒线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对于女性，男性盈余13%。

“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从东部向西部，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蔓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原新说，1982年，只有1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2005年，除西藏之外，其他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偏高，其中，有3个省超过130。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工作会议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09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45，比2008年下降了1.11个百分点，出现了近年来的首次下滑。不过，整体上，性别比仍然偏高。

光棍增加问题多——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大量“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来承担

“近年来，北京市登记结婚的人群中，男方年龄在25—39岁之间的夫妻，年龄差距比10年前增大，其中，年龄差超过5岁的不低于10%。”据民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近几年全国各地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情况看，男女婚龄差距拉大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直接影响，就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介绍说，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资料推算，目前0—1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2377万。未来20年内，平均每年新进入结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120万人。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富裕地区的男性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婚姻剩余男性”最后沉积在低收入的贫困阶层。

田雪原忧虑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连个家庭都没有，遑论和谐社会。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会危及婚姻和家庭稳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浙江省公安厅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

在广西与越南交界的边远山区，多数男人都很穷，没什么文化，在当地很难找到老婆，不少人一辈子都是单身汉。从1992年开始，一些越南女子通过非法中介进入这些地区，与当地大龄男子“成婚”，而后生儿育女。多年来，政府有关部门虽加强管理，但非法婚姻屡禁不绝。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来承担。”田雪原说，有人提出引进外籍新娘解决“剩男”问题，这在人口较少的国家或许有相当效果，但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一是“进口新娘”不现实，二是杯水车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带来就业挤压问题。一位经常来往于广州、杭州、上海等地的服装老板介绍说，目前一些服装厂男女工比例已达4∶6，不少纺织厂因招不到女工而停业。原新分析，男性劳动力过剩会增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女性就业难度；某些行业和职业中，可能出现女性短缺而要男性替代的现象；某些男性就业岗位会因为劳动力过剩，引发男性激烈争抢。

原新强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威胁人口生态安全，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更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