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偏高 对接不畅

承德蔬菜难进北京超市

专家认为，农业合作有望成为京津冀统筹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农超对接不畅，“小姐身子丫鬟命”

承德市农牧局农业科负责人姜泽德表示，承德外输蔬菜大部分供应北京，但销售渠道主要是对北京的批发市场，而进不了超市，效益上差几倍。

“这样的西兰花，在北京超市一斤卖5块多，我交给北京新发地批发商也就1块多，价格差得悬殊。”在承德市承德县的一处特菜大棚区，承德民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国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张国民目前种植了1000多亩蔬菜，包括芦笋、西兰花等。张国民说，蔬菜进北京超市比较难，一方面缺少龙头加工企业推介和包装，另外一个品种动辄几万元的上架费、摊位费等，实在难以承受。再有，由于交通限制，运菜车只能夜间进入北京市城区。一次供应三五百吨的蔬菜，超市不可能老是夜间派专人收货。

在滦平县大屯乡小城子村的蔬菜基地，承德中瀚有机食品公司技术总监张万革说，他们的部分蔬菜品种已经取得有机蔬菜认证，但目前主要还是销往北京的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就好比是“小姐身子丫鬟命”。北京超市的准入门槛普遍偏高，不要说普通农户，就是他们这样有一定规模的蔬菜种植公司也觉得收费偏高，在与超市接洽中明显处于弱势。

进入北京市场的多为无商标的毛菜

承德市农牧局总农艺师孟昭云说，承德作为距北京车程最短的蔬菜供应地之一，产业优势还尚未完全发挥，农超衔接难度大背后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农产品龙头加工企业。

滦平县农牧局蔬菜站负责人李民认为，当地发展3万多亩日光温室，6万多亩陆地菜，98%进入北京集贸市场，因为没有龙头企业，绝大部分是无商标、包装简易的毛菜。

借助北京在后奥运时代加速“退二进三”的产业转移，承德各区县近年来普遍着力引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但据多名基层农牧工作者反映，在引入北京加工企业的具体操作中遇到一些潜在困境，如北京外迁企业往往要价过高，一些企业往往在开工前还提出由地方政府提供一笔巨额启动资金，从几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有的还提出要享受地方政府无权满足的税收减免政策，让当地政府吃不消。

承德市农牧局总农艺师孟昭云、承德县农牧局副总工刘春生等建议，北京市在引导农产品企业外迁的过程中，应考虑给作为北京水源地的承德贫困地区一定的倾斜和扶持，这样既可就近保证食品安全，也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农业发展。

曾主持“京承农业合作与发展课题组”的北京农学院马同斌教授认为，承德作为北京的主要水源地和生态防护区之一，北京市有责任在产业转移、农超对接等方面进一步给承德较为系统的扶持与优惠。目前，承德的初级农产品进入北京不成问题，主要是农超对接不畅，需要北京市农委、商业局等多个部门给予承德更多的配合支持，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优惠减免的协商平台和常态机制。马同斌建议，首先，北京的不少大型连锁超市都在寻求农产品供应基地，目前仍处于磨合洗牌阶段。承德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应主动抓住机遇，主动接洽。其次，两地农业、质检等部门可加强已有合作，加快把承德农业投入品、生产、加工、配送等各个环节，全部纳入首都食品安全监控系统，建立完整的区域商品质量监控体系。另外，承德可制定具体的鼓励措施，引导跨区域市场中介组织、企业协会、农民经济组织的联合，培育带动能力强的市场主体，为农超顺畅对接创造有利条件。

反季节蔬菜约有1/3来自承德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姚永玲副教授认为，农业合作发展得好，有望成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统筹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据承德市水务局局长李相国介绍，源于承德市潮河上游之水的密云水库平均每年向北京供水11 .3亿立方米，也就是说北京市民每喝四杯水中，就有来自承德的一杯水。承德市的优势在农业，而北京是巨大的农产品市场，这为加强京承农业合作拓宽了发展空间。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京承农业一体化已初现端倪。近年来，承德每年为北京直接提供绿色蔬菜近100万吨，肉类30万吨，七八月份北京市场上的反季节蔬菜约有1/3来自承德。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姚永玲副教授认为，加强农业合作有利于推动北京供水安全、承德农业发展农民增收、首都市民享用优质农产品等三方面的协调与共赢。农业合作发展得好，有望成为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统筹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地方：发展性补偿机制比直接给钱更长远

河北省张家口、承德地区是北京、天津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两地在自然条件差、自身水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多年来为两个直辖市无偿提供用水。张承两地政府部门认为，京津给予发展性补偿比直接给钱更长远，经济发展上去了才能有更多财力投入生态保护，希望这一机制扩展到更宽领域，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采访中，张承两地政府部门普遍认为，鉴于承德市水利基础设施欠账较多，防灾减灾能力差，应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对于生态环境恢复和长期有效保护水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靠自身力量难以长期承担京津上游水资源保护的重担，长期依靠“吃补贴”也不现实，国家应借鉴浙江义乌的水权交易形式，按照“谁治理谁受益，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着手研究包括水资源使用权损失补偿政策、限制传统工业发展权益损失补偿政策、生态工程管护费用补偿政策等特殊的资源环境保护损失补偿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