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由于把精力集中于经济发展，过分强调效率，忽视了社会公平，走上了一条强化效率弱化公平的道路。中国经过了改革开放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1991年为0.282，到2000年已达0.458，增长幅度较大，目前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1。中国养老金制度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相反存在逆向补偿的倾向。

4月20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JohnJHamre，CSIS(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席兼执行总裁对中国老龄化问题表示了深切的忧虑，“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3.97亿，超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

Hamre此行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介绍CSIS历时一年时间完成的研究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中国政府官员和参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

该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出生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到201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5%；到2030年，这一比例升至24%；到2050年，将有近1亿的中国人口超过80岁。而中国今天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到2050年可能会失去约18%至35%。

谁“替旧制度付账”

《银发中国》两位作者RichardJackson和NellHowe提出警告说，中国养老金制度原来主要局限于国企和公共部门，采用现收现付制。1997年改革后，国家把私营部门的员工包括到基本养老保险中，新制度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制和个人退休账户。Jackson说，“现收现付制依靠现有劳动力为社会退休人员提供养老金，如果《银发中国》还不是非常富裕，那么届时中国工人的微薄工资将难以支撑一个老龄社会的养老负担。”

个人账户是1997年改革后建立的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养老金的途径，体现的是“自我积累、自我保障”的原则。“但它在中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私营企业主、包括不少新参加工作的职工都不愿意为这部分账户掏钱。”Jackson说，“原因是他们不愿意为没有资金的旧制度付账。”

关于“替旧制度付账”，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吴要武博士解释说，按目前的缴费率，私营企业的员工(1997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员工)应交工资的24%，“这大大超过了为满足他们将来享受的养老待遇所需要缴纳的费率。实际上是变相让现在的劳动者为自己和那些改革前已经参加工作的职工交纳双重养老金。”

80后赡养父母力不从心

在北京某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刘虹，正在和男朋友一起租房住。“现在父母还没退休，身体也还不错。除非我们将来有孩子需要照顾，否则他们也不太愿意过来。”

双方父母的健康问题是刘虹最担心的。“父母年纪大了，生个大病怎么办？以前还有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现在就夫妻两人，还要工作挣钱。我觉得国家应该完善养老制度，医疗保险能够异地流转，要不然看个病还要回老家的定点医院，老人怎么禁得起折腾？”

80后独生子女在赡养父母上存在哪些困难？调查显示，74.1%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68.4%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50.1%的人表示生活在两地，无法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42%的人表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37.7%的人表示养老院等社会养老机构无法让人放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姚远教授指出，在养老方面，当今社会急缺的资源就是照料资源，一个是日常生活照料，像家政服务一样帮老年人打扫卫生；其次是老年人生病短时间卧床时，身边需要有人全天候照料；第三是老年人心理、情感方面的精神需要，比如带老人出去走走，接触一下社会。

中国老人抚养问题不能只依靠家庭抚养，应逐渐转向社会抚养，即由家庭责任主体过渡到国家或社会责任主体。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却很快等特点，采用社会学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统计，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和分析，很有现实意义。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编辑：段若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