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国受害劳工之子保留着父亲当年在日本时持有的《华人劳动从事证》。（图片来源：燕赵都市网）

来自山东高密的劳工遗属代表陈宏说，他的爷爷被三菱公司掳至日本国内的一个煤矿，从事了2年繁重的劳役，爷爷的遗愿就是要为自己讨个公道，希望这次诉讼能够成功。

傅强表示，在二战结束近二十年间，广大受害劳工经历了在日本国内的数次诉讼失败后，在中国国内首次提起索赔民事诉讼实为无奈之举。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受害劳工就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对日诉讼之路，但日本受理的多起诉讼案无一胜诉。

但包括日本法律专家在内的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此前的败诉并不等于失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辛崇阳说，这些对日诉讼案仍推动了对日索赔的进程，诉讼通过日本法院对日军及企业在战争期间的暴行进行了审判，推动了通过司法程序促使对日索赔走向政治解决，推动了日本特别立法解决对日索赔问题的进程。

对于日本方面最终判决中国劳工败诉的诸多根据，辛崇阳认为，中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权利，并未放弃中国国民的对日索赔权。

他同时指出，针对二战的民间索赔胜诉并非没有先例，此前针对德国等的民间索赔胜诉案例可为日本提供参考，而以法定索赔权20年的请求时效已过为由判中国劳工败诉有违法律公平的意义，因为二战期间日本军人及部分企业的犯罪事实的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