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菊

  乡村医生证内页

医者张子菊

在仁者村委会辖区内，张子菊是唯一一个还在行医的赤脚医生。今年65岁的她，已经从医41年。赤脚医生制度，曾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张子菊一生的从医经历，是中国赤脚医生的一个缩影。从“白干”到可以赚取微薄的收入，再到开一个小诊所，她用了整整20年时间。另一方面，从“农村合作医疗社”到“新型合作医疗社”，中国花了33年的时间来探索。

昔日的中国，今日的中国，张子菊是过来人。

对抗时间

张子菊感到了时间的残忍一面。

屋里的三个病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一个中风瘫痪了，一个肚子疼，一个发高烧。才九点多，点滴就到了该换的时候。她对病人说，你应该在七点就来，这样，就能在中午回家吃饭了。她来回穿梭于病人之中，问询、配药、换针，拿体温器。

整个诊所，就她一个人，一个病人会被另一个病人的到来打断。

诊所有并列的三间，一间摆了病床，在左边。中间的供病人初诊，也是医生配药的地方。右边的一间，是药房。

这里更像一个家庭的前庭，后院，确实是张子菊吃饭睡觉的地方。院子里摆满了刚刚收获的农作物，他的老伴，真在切割猪食红薯藤。

她感叹，屋里那些人，曾经，她们是多么年轻的人啊。插秧、跳舞、唱歌，活力四射，如今，她们只能躺在病床上，被人救治、照顾。总有一些人，成了她一辈子的病人。

她也有欣慰的时光。她接生过的一个孩子，今年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她依然记得，1975年，她在弥勒朋普家里的妹妹来看她，坐车到开远，拎着木桶穿过花桥，从花木果翻凤凰山来红土寨，一个小姑娘，新缝的涤卡裤子被木桶磨出了毛绒。这个时候，366的生活车刚好经过，让她上车，有人认出了这个姑娘是张医生的妹妹。

“路上那么多行人，就让她上了车，只是因为她是我的妹妹，这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尊重。”

现在走在路上，那些跟她打招呼的人，从大妈喊到奶奶。她留意到，这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叫的。

这也提醒着张子菊，她已经从医41年，现在已是一个65岁的老人。尽管她手不抖，思维清晰，可是她的眼睛10年前近视了，必须要戴着眼镜，900度一只，1000度一只。

“小时候在煤油灯下看书看多，后来又拼命学习，现在想啊，不近视，到我这个年纪，也该老花了。”从当上医生开始，她就没有留过长发，昔日的照片上，张子菊英姿飒飒，一幅干练清爽的样子。

她会说，“我以前还编辫子，多好看啊。”

医学之路

生在一个不给女生上学的年代，张子菊熬到9岁才可以上学，她记得，那是1954年，国家倡导男女平等，即便是这样，她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割草砍柴换得上学的费用。但她终究是女孩子，上完小学六年级，就再也不能继续。

“好秧好地自然少不了我的份，我是多么想读书啊，可小学一毕业，我都15岁了。”四年之后，张子菊从弥勒嫁到红土寨。她带来了一些头疼粉、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十滴水……，“没有想到，这里会那么需要这些药品。”这是张子菊第一次感到药品的魅力，这里远离城市，附近又没有集市，老百姓也不懂什么医学，但这还不是张子菊走上医学道路的原因。

1967年，她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发高烧到40°，她能去最近的地方就是驻扎在红土寨边的“366部队”，这里也是附近老百姓可以看病的地方，但部队医疗人员配置有限，根本就看不过来那么多的人，经常都是满山都是看病的老百姓，排队过程都让人揪心。

她在深夜背着孩子跑到“366部队”，看病的人军医早就就寝了，她只能通过警卫去叫医生。后来孩子烧是退了，但对张子菊而言，要成了一位医生，已经是势在必行。但学医，从何学起？这里连个草药医生都没有，懂医的，就只有“366部队”。

“1969年，我们集体学习了毛主席626工作指示，毛主席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当时的农村开始组建卫生院，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开始了。366部队响应了毛主席号召，就近培训我们仁者大队和木花果大队。他们把大队的人找去开会，我们仁者大队后来也积极回应，组织各个村寨的小队派出一个人去学医，当时的队长点名我去。”

“626工作指示”，就是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发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个报告让毛泽东很生气，要求在农村普及医疗卫生，此后，一个震惊世界的“赤脚医生”群体在全国崛起。

之所以选择张子菊去学医，是有原因的。每个村队只有一个名额，培养医生不容易，必须用心挑选。

首先，不要姑娘家。这就排除了未嫁的本村姑娘，理由也简单，姑娘嫁出去了，医疗技术也跟着人走了，所以，姑娘不要；第二，要识字。不识字没有办法学习，但当时，要找个识字的，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最高的文化就是高小；第三，要有生孩子的经验，这点男女不限，家里有小孩就行，因为医生还担负接生的工作。

张子菊这个时候孩子已经2岁，又是讨来的媳妇，要在本地生根，文化也够，条件都具备，加上之前她就有过自己打针的经验，又稍懂药理，成为队长眼中的不二人选。

在村里，之前也有人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学过医学，但因为她不识字，没有机会继续学习。

张子菊参加医疗培训队后，并没有直接到366部队去，而是先安排到了卧龙邑小学集体学习政治思想，一周的时间，主要传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了就不能白学，一定要真心为群众服务。有人没有坚持住一周，就回去了。

医疗培训时间是三个月，第一个学习解剖学，这对许多参加培训的村民来说，除了枯燥外就是有点恶心之感，许多人又不愿意培训。张子菊倒是津津有味，“当时不是真的人体解剖，而是用道具做出来的各种内脏。”

学好后，他们每人配了一个医疗箱，各自回家，配发给他们的是一本红壳壳的《赤脚医生手册》。“里面样样都有，常见的咳嗽病，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农村最需要的预防病，教怎么灭蚊子、灭苍蝇，西药啊，草药啊，什么都有。”太过于刻苦，张子菊的视力持续下降。

遗憾的是，张医生那本《赤脚医生手册》，后来被一位知青偷走了。1969年前后，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很多，当时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现在各种旧书摊以及旧书网，都能卖到当年出版的这类书。

一边学习，一边治病，也一边在等房子，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一个地方提供给他们看病呢。

从小站到诊所

仁者大队的医疗站，远在仁者村，大家往来不方便，就琢磨着在小坝心建一个医疗小分站。张子菊与来自卧龙邑、莲花塘的三个人分到了一起，准备在卧龙邑筹备一个卫生站。有计划，实行起来却不容易，主要是经济问题。这个村寨医疗站，大队会议通过了三次，才在1975年盖起来，他们也才算是有了一个固定的看病场所。

医疗小站运行到了1981年，国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年开始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原来的生产队解散了，小站没有了经费来源，就只能关门各自回家。同时，国家对医生也进行了考核，乡村的医生要考核上岗，并颁发相关证书，当时的名称叫“赤脚医生证”。

“赤脚医生”，特指那些未经正式医疗训练、生活在农村，“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是一个形象的称呼，还在田里干活的人，因为有病人来，来不及穿鞋就回去看病了。

赤脚医生当时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传统的草药医生，从事者一代或者几代，家传色彩很浓；二是类似张子菊这种，有一定知识（识字，有别于文盲），略懂医术或对医术有兴趣，能够短期培训成为应付一般性疾病的人；三是知青，他们要么本身就学过医学，要么是有知识文化的人，下放到农村后在这些地方结婚生子后，变成了本地人，之后通过培训就担负起医疗责任。

赤脚医生主要职责是为农民提供防病、治病、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等服务。

一些资料说，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张子菊就是这百万大医疗者中的一员。赤脚医生这项制度，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一项发明，原因要结合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

张子菊在仁者学习准备考试的同时，土地的丈量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分到田的一些赤脚医生，许多都选择回家了，医生有的不只是苦，还让家人烦。自己要翻山越岭去看病，采药，看病的时间还不分时间、场合，主要是工分又低，行医同时让孩子无人照顾，方便了别人，却苦了自家人。

小站停滞期间，张子菊回到了家里行医，分土地的时间用了好几年，等事情都忙完了，大家终于有时间想起了医疗站，不过，来找张子菊的干部建议张子菊把小站买下来，议价是3000元。

“1984年，万元就是富，我一是没有钱买，二是那几间土基房因无人修葺，早已破乱不堪。”张子菊建议他们重修下，继续让医疗为大家服务，但当时土地都分了，“每家扶每家的牛尾巴”，集体的事情，没有钱，谁也不知道怎么办。田地被分了，一些属于集体的财产，也在向各种个人有偿分配中。

在张子菊等待的日子里，小站还遭遇了盗窃，房屋被撬开，里面的药品要么被盗，要么被破坏，玻璃罐中一些零钱也被洗劫一空。“糖浆水被倒了一地，瓶子被拿走了”，张子菊说。

在等待小站恢复中，三个中的其他两个人，都回家下田干活了，只有张子菊还继续着她的医生梦想，她还是背着药箱，往来于各家各户。

1984年，收费也有要求，打注射1毛钱，安排一个病人2角，没有酒精、床铺以及其他的相关收费。在那间风雨飘摇的门上，张子菊贴上了一张纸条，主要是说明看病时间。她早上从8点看到10点，之后张子菊下地干活到12点回来吃饭，再去地里干活，下午4点开始又看病，看到6点结束。“我也分到田，不能不管一家人的生活。看病几乎是无偿的，不能赚到盐巴辣子钱。” 从

1985年到1989年，张子菊三人的小站名存实亡。房子烂了，人散了，主要的还有其他隐患，小站对面，是村里的粪坑，同样是长期无人打理。

瓦解并非医疗小站，以前每人的5元的医疗本，也是生产队出的钱，现在同样随着生产队这个集体的瓦解，农民再次回到看病要自己出钱的时代。

1990年，在别人的介绍下，张子菊花了600元买下一个军用油库，用油库的砖、钢架和其他材料在家门口盖了三间房子，那些钢筋一元一斤，大约卖了1000元，张子菊赚到了。从此，她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诊所，在今天诊所的位置的，她再次重盖了三间，也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诊所。

所谓赤脚医生

“每到换季，我们就要熬几大锅药，分发给农民，做预防用。当时都是预防为主，哪有那么多的药？每种要有配额，比如青霉素这些抗菌类，供量有限。当时合作医疗社，每个人出5元，就可以看一年病。药不够，我们就跟着仁者村的老中药到处去挖药，自己制作针水。”

中国最早的农村医疗合作社，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全民医保。每人一年只要出5元钱，就可以看所有的病，拿所有的药。这方便了群众，却苦了医务工作者。当时中国经济不好，医疗用品更是有限。

张子菊记得每年八月十五左右，是挖中药最好的季节，他们会到个旧去挖药，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才能挖好。草药熬制的大锅药，预防很有效果，这样才能缓解病人与药品的紧张关系。

赤脚医生最为难的是，他们并不能专心治病。“当时吃饭靠工分，我们这些从医的开始一个月才有300工分，下地干活的是400工分。当时有规定，男人每个月要出27个工日，女人要出25个工日。”工分不够，就要白天行医，晚上搓绳子补工分差额，每晚要搓三十多根。工分，在张子菊的记忆里，1965年10工分分1元5毛，1968年分8角，1969并队后，只能分五六角。不搓绳子就没钱，家里就意味着没有盐巴味精了。

这样一来，张子菊就在母亲、医生、生产者之间不停转换角色，好在一年后，他们的工分改为了380分。

1981年下半年，张子菊考了“赤脚医生证书”，那是她从医以来的第一本行医证书。考试前，他们又被召集到乐白道办事处集中学习培训了一个月，他们三人中，莲花塘的医生没有考上，她和卧龙邑的医生继续拥有行医的权利。

1986年，国家不再使用“赤脚医生”这个名称了，张子菊的证件也变成了“乡村医生”，她有了行医补贴，每月20元。是时，张子菊已是属于个体户，这种合作方式算是个人与公家的松散合作方式，公家也为她的工作发放相应的补贴。

这20月的补贴并不是白拿的，张子菊要去乐白道背各种基础疫苗，诸如小儿麻痹疫苗糖丸、乙型肝炎疫、百白破、卡介苗等等，她拿回来后为寨里外的小孩接种，这是她一直的工作。有些时候，疫苗会不够，张子菊很遗憾，村里有人因为疫苗缺乏，而终身小儿麻痹。

家里人不得安逸，吃饭时不安逸，睡觉时不安逸，半夜三更还在路上，婆婆老伴都不支持。看到有人来看病，老伴会揶揄她：“拿她的药都会吃得好？”张子菊笑着说，“他么，多次都是我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她也会说，“至少，我开诊所的这三间房子是我自己挣钱盖的。”

救人如救火。有一次，莲花塘有位产妇，胎盘下不来，当地的产婆和医生都束手无策，跑到红土寨来找张子菊。张子菊摸黑赶过去，路上还崴了脚，看到产妇心里很惊，再玩点，产妇就会大出血而死。

农村人缺乏药品，也缺乏相应的卫生知识。有些人家，孩子长虱子了，家长就用敌敌畏擦，结果孩子受到感染，只能带到诊所里看。许多家庭夫妻吵架，想不开的女人会喝农药，这种情况，晚一点都会送命，张子菊这些年，救了不少轻生者。

张子菊第一个接生者诞生于1970年，她记得那年是属狗的。1970年到1980年，是生育高峰期间，每年，张子菊都要接生40个左右的婴儿。整个小坝心，在张子菊从医的41年中，她接生的小孩不少于500个。

“家兴寨有一家，我一口气接生了5个，几乎是一年一个，不生儿子不甘心。”接生小孩费用，一开始一次收费一元5毛，后来是3元，纱布、棉花、酒精、绑带以及其他消毒品之类都是送，还有清洗几乎都是免费的。

“当时的人真的很单纯，根本不会想多收什么。”张子菊说。

现在，到许多医院顺产一个孩子起码收费1000元，也许有只有对比，才会找到，为何会有那么多的赤脚医生会选择不干。张子菊归把这份经常半夜接生的苦差总结为：要有“同情心”。

张子菊除了看病、接生外，还扮演兽医角色。“第一次去给牛打针，我看到大黄牛动来动去，又怕打针后有什么异常反应，很怕呢。”土地分到户，养猪养鸡的人多了起来，疫苗紧张并不是每家都能卖到，张子菊拿来的疫苗，常常要挨家挨户地打。“鸡的疫苗还只能晚上打，我大女儿做我的助手，跟我到处跑。”当然，这些疫苗也是免费打的。“有一家，好几只猪，都得了瘟病，要是死了，主人要损失很大，我打了几针好了后，人家不只是感激，而是觉得你救了他们一家的命。”

 因为又要干活，又要干活，许多赤脚医生都是背着药箱下地干活，经常会有人看到赤脚医生胸前身后背着药包，挑着稻谷在田间地头行走。张子菊虽然没有如此，但她理解这种行为，跑来跑很麻烦。倘若放在当下，也许会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秀。

医民救人

1995年，开远市卫生局给张子菊发了一个行医工作证，补贴变成了每个月60元，1996年，又变成了云南省卫生厅颁发的“资格证书”。

与这些名称一起发生改变的，是中国的变化，她切身感受到的也是名称：“我嫁来的是仁者公社，后来是仁者大队、仁者村公所、仁者乡……现在叫仁者村民委员会”，还有，不用去挖草药了，去药材市场、农贸市场，什么草药都能买到，现在的药疗用品，都是成件送来，药品远远超过了患者。

看病的人，也分散到四处，张子菊感觉到了自己尴尬的处境。最近一些年，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社出现，各地的医疗机构合并到仁者村委会，张子菊的年纪早过了退休时间，跑也跑不动，“年轻的医生那么多，我们也完全使命了”，于是，张子菊说自己“下岗”了。

她的女儿顶替她到了仁者的卫生所，女儿这辈不用背着药箱到处跑了，他们在卫生所等着病人的到来。另一方面，医院越来越多，交通也越来越便利，去省里、市里，有些去得更远，都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主动选择医院。

接生工作，她也早就不做了。家畜、宠物都有专门的疫苗和专门的人负责，属于张子菊的，就只有这个诊所。

在张子菊的诊所里，开销是不能报账的。从2008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社”以来，到张子菊这里看病拿药的人，就大大减少了。这个时候，张子菊打一针，可以赚到1块多点， “免费白干”的过去了，新的问题总是接踵而至。

可是，医生总是救急的，那些老人与小孩，那些临时的伤害，总要来这里。同时，她还要继续传播她的医疗常识，她对一个小孩的父亲说，“下次，不要错过打针的时间，药效总有个时间段。”她还要照顾那些屋内的老人，她们也跑不了那么远的地方。

张子菊的偶像（姑且这么说吧），是一个叫袁隆平的人。她感慨说：“一亩产250到300斤，就是不得了。现在一分田就能产一挑，一亩田，可以收1000多公斤，是公斤啊。多少人都要感激这个人，不然人都饿死了，还谈得上别的？”她在电视上看到袁隆平，瘦瘦的一个老头。“他发明的杂交水稻并没有把他养胖，但让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人口得以从吃得饱到吃不完。”张子菊甚至不知道袁隆平是哪里的人，但她觉得，只要做了杂交水稻这一件事，就足以让所有的人感谢这个瘦老头。

“都是救人，你们都是救人哪。”一个来看病的人老太太总结说。

诊所，就在小卖部的对面，没有名字。

晚上10点钟，我从诊所出来。看着卷帘门徐徐落下，那位瘦瘦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说话铿锵有力的女人，慢慢退出我的视野。

她家隔壁的活动中心正欢声阵阵，但她不属于那里，她什么娱乐都不会，最近的一次远行，还是在1995年。

来源：中国日报云南记者站 （通讯员 周重林） 编辑：杨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