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 3000点关口，一时间，“A股进入牛市”的各种消息再一次铺天盖地。

从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2日，央行通过一次加息，两次上调准备金率的办法来抑制目前愈演愈烈的通胀压力，同时，股市也受到影响，从3000点关口下跌至2882点。

就像这波行情一样，20年起伏跌宕的股市历程中，投资者更关心，下一个机会在哪里？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股民们又开始疑惑，牛市到底在哪儿？

资本市场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上市公司惊现财报造假到之后的“庄家时代”、“政策市”，再到如今的“逐步规范时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轨迹更像是从一个懵懂少年逐渐变成一个知晓人情世故的“成年人”，这个过程无疑是“残酷”的。

“大户”初现

如今，我们很难想象1990年初的中国资本市场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尽管当时的市场规模还很小，但不安分的准投资者们已经看准了为数不多的几家上市公司，在证券交易所门口排队等待开立账户。

这段时期，整个中国似乎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投资者的热情也如日中天，这是中国全民炒股的鼎盛开端。

沪、深两所的成立，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柜台交易（OTC）和黑市交易的结束。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时，上市的仅有8只股票，如今已有4家发生了变化。除去飞乐音响(SH600651)、爱使股份(SH600652)、飞乐股份（SH600654）、豫园商城(SH600655)4家公司还在沿用当初的名字，申华实业更名为申华控股(SH600653)，但依然保存着申华的字眼，也可以认为没有更名，延中实业改名为方正科技(SH600601)，电真空改名为广电电子(SH600602)，浙江凤凰也变成了ST方源(SH600656)。

起初，上交所对刚刚上市的8只股票交易的价格设定了严格的上下限，最初界定的范围是5%，接着改为1%，最后降至0.5%。由于对股票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因此设定价格上下限就是为了限制价格波动的幅度，保证减低投资者的风险。然而，“大户”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还是在不突破上下限的情况下，逐渐将股价抬高了。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表现不同于上海。1991年4月3日的深圳交易所首日交易指数收于988.05点。在接下去的5个月中，股价从柜台交易和黑市交易中形成的高点回落到402.5点。深圳股指从这个低点止跌回升，到1991年年底突破了900点大关。

如同当时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市场受到了邓小平南巡的鼓舞，变得活跃起来。加上交易价格上下限的逐渐放宽，股价开始上扬。1992年5月21日，上海交易所股票交易的所有限制都取消了，上证指数从5月20日的617点涨到了21日的1267点，仅仅3天后，又登顶1429点，累计涨幅高达130％。市场上的股票价格一飞冲天，5只新股市价面值竟狂升25倍至30倍。

“当时许多人都赚了大钱。” 北京广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彦就是其中之一，他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说，后来上海市政府的负责人看到了这种极端现象的潜在危险，在6月2日对外宣布，“大户”正在操纵股市。这才引起了股市的重新调整，进而导致了股市大幅下挫，最终在当年11月中旬跌倒了400点以下。

接着，有政府背景的证券公司开始狂购股票，这引发了其他资金入市以支持股价止跌回升。在随后的1993年，“炒股热”再次出现的同时，市场上出现了“苏三山”诈骗事件。

1993年11月5日，市场传出一家名为北海正大置业的公司将继续收购苏三山公司股票。

11月8日星期一开盘后，这家在深圳证交所上市的公司，买盘汹涌而来，从8.3元开盘价蹿至11.5元收盘，当日飙升39.88％。然而，当日下午深交所发表声明，认为北海某公司购买苏三山一事与事实不符。

苏三山事件发生后，监管层开始思考如何稳住股市。

1993年7月30日，星期六，中国证监会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救市的三大政策”。包括冻结所有新股发行、严格控制认股权的发行规模，以及采取措施加速资金进入股市。

这些针对投资者心理采取的措施暂时收到了效果：8月1日，股市上扬了33%，上证指数突破了1000点大关，但在年末却以647点收盘。次年，随着利率的继续上调，沪深两市几乎停止了所有交易活动。随后，上证指数下跌了14%，深圳指数下跌了22%。

庄家操纵

一个朋友问庄家：你已经吸筹快三年了，怎么还不拉升股价？

庄家回答：据我了解，在距郊区20公里处的茅草屋中，还有个老汉持有这只股票100股。这虽然只是个笑话，但在1995年末之后的两年里，庄家充斥着整个市场。

1995年末至1996年初，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各大证券公司度过了一段艰难时期。当时，股票几乎没有盈利，上市新股接近“断顿”，经济增长缓慢。股市的表现极为糟糕：深圳指数在1993年下跌了3.7%，1994年下跌了42.9%，而在1995年通货膨胀达到高峰的这一年则下跌了22.3%。

1996年通胀压力刚有好转，A股市场就出现了被认为是操纵股市第一案的“琼民源事件”。在1996年之前，琼民源的股价不过两三元。但是在1996年，这只垃圾股却咸鱼翻身，一飞冲天，1年涨了10倍。到1997年，琼民源股票居然升到26元，复权价为34元。

后经查实，琼民源在1996年年报中，总盈利5.7亿元，其中虚构盈利就达5.66亿元，真实的利润只有400万元，每股只盈利几分钱，而它却虚构每股收益8角多钱。

从琼民源开始，中国股市造假之风渐起，造假规模越来越大。

在这种局面下，机构们蠢蠢欲动。为了把股价推高了，机构们盘算，是必须采取措施将资金和人们的兴趣重新引导回股市的时候了。君安证券正好抓住了这一机会，从深圳发展银行(SZ000001)入手解决。“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接下去的16个月当中，深圳股指从987点上升到6000多点。”长期跟踪上市公司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黄易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上涨大戏上演之前，整个市场的市盈率小于10。而深圳发展银行在1995年虽然利润预计超过20%，但其股票市盈率仅为7。为了提升深圳发展银行的股价，1996年1月，包括君安证券在内的许多市场参与者开始在深圳发展银行建仓，随后，股票在春节前一个星期开始上涨，涨幅达到20%。春节假期过后，意识到深发展“有利可图”的投资者开始买入深发展的股票。

据介绍，深发展在1996年3月公布了其1995年的年报：营业收入增加49%，利润也有大幅提升，市盈率只有10倍多。接着，大环境有所好转。1996年5月，人民银行宣布降息，6月，央行上海分行宣布，欢迎异地券商在沪开办营业部。与此同时，一直在8元左右徘徊的深发展突然开始发力。4月4日，股价上涨了3.3%，交易量达到690万股。“4月底，深发展收于15.5元，股票在4月份的突出表现刺激了市场玩家们继续操纵市场。”黄易称。

深发展于5月27日宣布进行了10对10的配股分红时，股票交易量再次上涨。5月31日，股价上涨了22.3%，交易量达到了1亿股；第二天，换手量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39亿股。“交易量的巨幅增长预示着有新的参与者加入进来，而且这个新的参与者迫切希望能够重新上演年初的成功交易。”黄易说。

1997年3月至5月，在深发展，四川长虹(SH600839)的带领下，沪指从870点一路攀升至当年最高的1510点。至此，深圳和上海两地的牛市已经形成。中央高度关注两地股市的发展，并最终决定干预。于是在当年年末，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之后，深发展和所在深圳指数大幅下挫，在随后的8个交易日内，股指下跌38%。

接着，在1997年3月，监管层将采取不利于深发展的措施的传言开始流传。4月19日，由于在北京的证券营业部遭到处罚，深发展的董事会推迟召开股东大会，并宣布股利发放计划的时间推迟到10月底。两天后，深发展发布了1996年的年报，营业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市盈率达到40多倍，股价最终冲高至54.49元。

“很明显，1996年至1997年深发展的股票被操纵了，但是谁介入了其中呢？”黄易说，众所周知，总部位于深圳的君安证券大量交易深发展的股票，并且被指获利不菲。1997年6月17日，深发展董事会承认，从1996年3月至1997年4月，深发展投入3亿多人民币购买自己的股票，深发展同时对外披露，它从交易中获得了超过9000万元的利润。董事会称，到1997年4月17日，他们已经卖出所有持有的全部股票。

随着深发展淡出股市以及其他资金的抽离，深发展的收入和利润增长缓慢下降，股票交易量也在缓慢下滑，一直到1999年的“5·19行情”狂潮才有所恢复。

据了解，深发展事件后，监管层开始禁止银行和国有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或借贷资金进行买卖股票。